日前，香港《明報》報道澳門時事評論員黃東被警方監控，澳門治安警察局則向該報完全否認指控。７月２６日早上，黃東接受傳媒訪問，認為此乃保安局為違法行為作開脫的藉口，是逃避責任的行為，實在感到「極度遺憾」，望透過公開個人經歷提醒本澳市民小心監聽。
黃東表示，從官方角度看，過去他所遭受到的監聽事件可以推卸到電訊公司身上，或解釋成為「偶然」故障，但「太多的偶然便不是偶然」，更把通訊故障的罕有性類比為中六合彩，認為「若十多年來（遇上故障）也偶然，我應中很多次六合彩吧？」。 黃東坦言監聽對於全澳市民，尤其是新聞業界，已儼如「潛規則」，只是看誰先公開道出這事實。
他解釋，由於這次事件有其嚴重性，牽涉到其家人及香港傳媒，原本已對官方監聽行為習以為常的他，在香港明報的追問下，也不得不道出原因，指７月２日他上電視抨擊警方「無理封山」，當天晚上，他的流動電話訊號接收良好，卻沒有聲音，既不能撥出，也不能接聽任何來電，「完全癱瘓」接近三小時。巧合的是，由於當晚他的私人手機電量不足，所以他同時攜帶了母親的手機，屬另一家電訊供應商，卻同樣遭遇「癱瘓」事件，以致無法聯絡上香港媒體，最後迫使節目延誤；十三年前的７月３日，澳門內港首次發生警民衝突，黃東接受香港傳媒和澳門日報訪問，批評當日警員的處理手法。隨後，常態化的偷聽時有出現，他更指，每當「批評過後、敏感日子、領導人前來、大型的遊行示威」，情況會更加嚴重。 黃東亦舉出大量例子訴說過去有關通話被干擾的經歷，如三、四年前接受香港媒體訪問二十三分鐘，期間被斷線五次；或當與對話者談及某官員、警方亦會斷線，至於何時斷線、訊號癱瘓多久，「佢鐘意幾時就幾時架喇」。因此，他形容行為已不再是偷聽，更是「偷睇、偷窺、搞你電話內的功能」，完全侵犯其私隱。
他認為這種行為一方面是為了偷看他的手機內容，另一方面是在製造白色恐怖，形成一種無形壓力，令人有感時時刻刻均處於被監視之下。對於警方呼籲任何對監聽有懷疑的市民報案，黃東指，「他們破案率低得不願公開，而且官官相衛，左手查右手，豈不是墓地門案那樣？」，又認為主動投案可能會形成把柄，讓警方可隨時邀請報案者去協助調查，最後他們以公權力反制市民對他們的指控，但他重申保留任何法律上所定訂的公民權利。黃東表示，近日已在收集和了解各行家、公眾人物及議員有關通訊監控的經驗，希望知道他們受干擾多久、竊聽通常以什麼形式出現以及澳門保安局手上的黑名單到底有多長？
他又質問當局，「為何要投入這麼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在監控之中？這種維穩費用究竟有多大？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們犯了什麼罪？』」 他亦督促行政長官能關注市民通訊安全，成立以市民、通訊專家及議員為核心的獨立委員會，以阻止通訊監控進一步惡化及保障本澳居民的通訊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