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服從藝文爛鬼樓
學生不服從 student disobedience

學生運動是時代的風向標

學生不服從藝文爛鬼樓

文:遐天

時間:2013年05月14日 16:16

「論盡澳門街」要做一個「學生不服從」的欄目,找到我頭上要稿了。我想了一下,這「學生不服從」應該就是西方社會「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概念轉化而來的。咱們中國人講漢語寫漢字,這些舶來詞彙經常讓人頭痛得要命。還是用我們的俗話來表達,什麼「學生不服從」就是這些臭小孩不安份好好唸書,老是跑出來鬧事反政府反社會反建制,真是沒完沒了!學生鬧事總是給人負面的印象,彷彿學運天生就是一種帶有原罪的行為。我作為一個半途出家的歷史研究者,沒有那本事和精力引經據典來為學運辯白。但是,我們這個領域最擅長的就是「厚古非今」,今天有空就為大家講一下近現代中國史上兩場學生民主運動,講完了我想大家就會對這些毛孩子多少有點瞭解和同情吧。

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心裡大都充滿非凡的自信,自許為「弄潮兒」。這個「潮」,我們可以解讀作「時代潮流」,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大學生們身處神聖的知識殿堂,遨遊人類文明精華之海洋,比起社會上的芸芸眾生,總是能夠捷足先登地探知時代的脈搏,並能作出及時的反應。近代中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東來的西方力量瓦解了傳統中華帝國的政治社會結構,我們被迫重新建構國家、重新反思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大家都想救國,把它從「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拉回來,素來「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更是熱衷於此道。近百年中國總是經歷著劇烈的變動,每逢關鍵時刻,大學生們總是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扔第一塊石頭」,下面我們就從五四運動講起吧。

一系列充滿戲劇性的事件促成了中華民國的建立,使我們糊裡糊塗地成為了世界民族國家的一份子。具有近代意義的「中國」總算誕生了,但是伴隨著中國建國而來的一大堆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儘管北洋政府作了相當程度的努力,但內戰還是繼續在打,外敵還是在虎視眈眈想要咬中國一口,國人才開始意識到,掛在腦袋後面的辮子是剪掉了,但我們並沒有過上理想中有尊嚴有希望的新生活。知識份子不得不思考,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得出的結論是,肯定是我們千年來賴以依存的傳統文化出了問題。雖然我們懵懵懂懂地用上了西方的器物和國家體制,但是剝去這層洋化的外衣,我們骨子裡還是傳統的、保守的、愚昧的、麻木的,誠如辜鴻銘戲謔一語:「你們心裡面還是有一條辮子。」為了砍掉這條看不見的辮子,中國迎來了近代史上第一個反傳統思想高潮──新文化運動,今天我們能流暢地使用白話文閱讀寫作、女同胞們能免去「三寸金蓮」之苦,都是當年這些新潮志士們留下的遺產啊。

新文化知識份子都以各大專院校作為活動據點,大學生們長期耳濡目染,早就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要幹出一番大事業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社會問題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發酵,必然會轉化成政治問題浮出水面。那時候大家都熱烈地討論和力行社會文化層面的「破舊立新」,沒想到巴黎那邊傳回消息,貧弱的中國又被列強耍了一回,該拿回來的東西卻莫名奇妙地轉送給別人,大學生們拍案而起:這北洋政府跟舊時滿清有什麼區別?既然要破舊,乾脆把這個頹敗的舊政府也一起破掉就好了!於是,這些不安份的青年人就起來鬧事了,罷課遊行轟轟烈烈去找政府麻煩,這就是我們所知的「五四」,也是近代史上最為人熟悉的一場學運。五四學運從結果來看是成功的,鬧事學生毫髮未傷地回到校園,北洋政府也被迫拒絕外國列強無理的要求,一系列成果鼓舞了這個世代的年青人和他們的後輩,學運還是大有可為的!

轉眼間,我們來到了廿餘年後的1940年代。抗戰軍興,日本軍隊凌厲的進攻步伐,把國民政府迫到了西南數省跟他們作拉鋸戰。戰亂方酣之際,北大、清華和南開三間著名學府的師生,一起遷到了昆明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在物質貧乏的艱難環境下繼續辦學研究。大後方的生活很艱苦,還得經常面對戰火的威脅,而一群國民黨高官貴冑卻依舊我行我素,貪污腐化醉生夢死,就像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裡演的,為享用美食竟動用飛機從加爾各答把冰鮮龍蝦運過來,平頭老百姓和中低級軍人卻連一口飯也快吃不上,時人罵曰「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是也。假如你是有良心的讀書人,看到這種光怪陸離的景象,還會無動於衷嗎?西南聯大的學生們就看不過眼,發起連場的民主運動跟重慶對著幹,他們的訴求既浪漫又直接:國民政府需要民主改革,根除貪腐奢靡,接受人民的監督,抗戰勝利才會有保障!國府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很為難,它不敢強力鎮壓學生,因為會被內外輿論批評破壞統一戰線,引起同盟國的反彈。海外華僑給蔣介石捐款抗戰,第一個附帶條件就是要求這個黨天下的政權給予國內民主自由,不然要錢免問。結果,昆明學運熱潮越來越高漲,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國府自忖無所忌憚,指示雲南當局以強硬手段對付,學生流血遇害,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李公樸也被行刺身亡。國府好不容易利用抗戰團結了全國,沒想到因為這些血腥慘案,整個凝聚人心的體制徹底瓦解,對國府的失望和怨懟,直接導致了1949年政權易手。

還是胡適說得好:「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學生運動並不是年輕人沒事找事,上述給大家講了兩個歷史案例,就是想要提醒諸位: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生病了,學潮的出現肯定就是早期病徵。是及早站出來對症下藥呢?還是任由病症惡化,最後導致藥石無靈坐以待斃?那就端看諸位的造化了。有人總愛把學運往陰謀論的方向推演,說都是「外部勢力」從中煽動作用的結果:請看後來鼎鼎有名的傅斯年,五四時就是北大遊行隊伍的總指揮,風光過後就被人指指點點說「拿了日本煙草公司的津貼鬧事」;昆明學運的積極參與者,也被國民黨的特務在校內誣蔑為「拿蘇俄盧布的赤色份子」。這種攻擊是可笑又可悲的,既缺乏確實證據,卻對解決現實問題毫無幫助。颶風來了不做好防風措施,卻責怪風向標「誤導群眾,別有用心」,天底下再也沒有比這更反智的事情吧?責諸人還不如求諸己,既然勇敢的年輕人已經帶頭踏出第一步了,我們就應該感謝和支持他們,然後一起為改變這個混沌的世道而努力吧。(本文完)

作者姓名: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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