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條橙到洗腦

被應邀為《論盡澳門街》每月寫一篇專欄,老實說,小弟有生以來從未試過替媒體爬格子,但既有此機會,也就不妨一試吧。

第一次寫專欄,寫什麼好呢?不如就從一部經典電影《Clockwork Orange》(中譯:發條橙)說起吧。

這部經典電影是由已故導演Stanley Kubrick(史丹利寇比力克)在七十年代執導,故事講述一位集毆打、強姦、殺人的超級暴力罪犯亞歷,被警察逮捕送進監牢,兩年後,監牢開始出現人滿之患的情形,政府於是打算以「Ludovico 療法」代替監禁的計劃。「Ludovico 療法」其實就是以心理學上的古典制約方法,透過強迫不斷重覆觀看暴力及性愛畫面,同時以藥物使生理上產生痛苦的感覺,直至身體將暴力、性愛與痛苦連繫在一起,使囚犯不再想去作惡而重踏人生正途。亞歷自告奮勇作這療法的試驗品,當他完成治療提早出獄後,他實際上沒有真正的變成好人,只是當腦裡浮現暴力意慾時,身體便出現「嘔吐大作」等等的痛苦反應,致使不能作惡,也就是說,他不是因為道德良知而不想去作惡,只是恐懼那種嘔吐大作的痛苦感覺,而害怕去作惡。

「Ludovico療法」讓我聯想到的是「洗腦」,尤其是其中一幕亞歷在治療的過程中,整個人被綁在放映室的觀眾座椅上,除了連轉身也不能之外,一雙眼睛更是被儀器強制睜大,以至在放映充滿過份暴力的畫面時,他便不能閉目或轉身去迴避眼前的暴力畫面,而硬生生的被這些影像訊息強姦,到最後,因為害怕痛楚而去接受,影片要探討的是,政府為了要把人民的行為控制在某一範圍內,於是便強行把意識形態注入群眾的腦袋中,那麼,人在思想上還有真正的自由選擇權嗎?

當然,電影中政府強行迫使人民在行為上做個好人,因為若做個到處施以暴力的壞人,是會影響別人的安危,所以,我們不能選擇當個壞人,那換別的選擇權吧,當某人心裡對自己國家沒好感,甚至是恨的,他是否可以選擇愛國與否呢?但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就在告訴他:「你不愛國,你便不是中國人!」但他心裡明明是對國家沒好感的,怎辦?唯有做個虛情假意的人,假裝愛國吧,那麼,他的情感思想就被規範了。

說到這點便會拉到香港政府欲推行的國民教育,國民教育被很多人認為是洗腦教育,因為國民教育的目的是透過認識國家來培養中小學生對祖國產生自豪感,從而增加愛國情懷,但問題是如果是真正的去認識祖國,那就不單是歌頌國家經濟年年大增長、中國選手在奧運奪得多項金牌、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的成功等功績,而要把毒奶粉、四川豆腐渣工程、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對知識份子的批鬥、六四等負面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要向學生講述,但當學生知道這些負面事情時,他們還有可能對國家產生自豪感嗎?於是,某些學校,特別是官校和受政府資助的學校只可隱惡揚善,把執政者對人民的暴行劣政也全都收起不提了,接著,又要學生每天唱那首叫你起來不要再做奴隸的國歌,要學生每天都看升旗,之後更會定期評核你唱國歌看升旗時有否感動,並把評核結果記錄在每個學生的檔案上,這個檔案會伴隨每個學生成長,在現時的政治氣候下,或多或少對未來升學或工作有一定的影響,為著個人前途,也不得不撒撒謊,唱國歌時扮作感動,扮作愛國。那麼,這個國民教育,實際上就是強行向學生注入既定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方式,應可歸納為洗腦吧?

當然,網絡資訊極為發達的今天,就算在中國大陸也不容易被洗腦,但是學生為了升學為了前途,明知這個國家千瘡百孔,明知執政黨絕不可能進步無私,也要扮作對國家的「富強」和黨的「無私」認同,那麼,國民教育最終只會教出一班隨便撒撒謊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國民。

其實,就算沒有國民教育,今天很多人也不自覺的在某些觀念上被洗腦了,廿多年前的六四大屠殺,很多人聲討當時的中國政府,但到了今天,你不難聽到身邊會有人說「當年中共鎮壓學生是做對的,如果當年沒鎮壓,中國就沒有今天的富強」,而說這話的,有可能會是公司老闆、政府公務員、甚至是教師和社工,以及曾支持過六四學運的人士,原來一些對當權者有利的觀點,早在多年前已不斷用各種隱閉方式在社會上滲透,好多人都不自覺地漸漸接受這說法,被洗了腦也不自知!

那麼,要怎樣才能避免洗腦呢?相信就只有培養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了,怎樣培養呢?那首先便要多看書,多看社會時事新聞,多閱讀不同學者的評論觀點,自己再作思考,但問題是,今天資訊的氾濫和社會急促的步伐,又有多少人有耐性閱讀滿載文字的書本和長篇大論的評論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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