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參加了一個反對海洋公園奴役海豚的活動，其主打口號非常有意思：「海洋劇場強洗腦，扮晒保育呃（騙）細路！」海洋公園，向來都是小孩子的夢想天堂，有青山綠水藍天白雲，加上海豚海狗的表演，創造了一個鬧市中的海洋世界。人們不需遠赴深海，便能與海洋生物共融。是真的嗎？有可能嗎？童話的幻象，往往悖離現實。動保團體告訴，當園方人士宣稱海豚是「自願表演」，「喜愛玩樂」的時候，這美麗的童話背後，是海豚必須每天表演六場，才得裹腹，身體會因過度表演而致「跳躍乏力」、「翻騰失敗」，甚至不育及壽命減少。童話會洗腦，這才是真相。
近日，香港社會在熱鬧討論反對「國民教育」，擔心相關課程會產生「洗腦」的效果。事實上，紅色政權和其他獨裁政權透過課本、宣傳品、電影甚至音樂進行「洗腦」，已不是新鮮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九三四年，德國納粹黨上台翌年，希特拉飛往紐倫堡召開納粹黨大會，並邀請非常崇拜希特拉的導演Leni Riefenstahl’s以這次黨大會為題材，拍攝了《意志的勝利（Trimph of the Will）》，電影中運用了獨特的拍攝手法及華格納宗教式的音樂，成功塑造了希特拉「神」的形象，凝聚民心，成為二戰期間德軍雄獅的精神堡壘。從今天的眼睛去看，《意志的勝利》當然是一部成功的洗腦電影，如果不是，美英等國不會一直禁止該片上演，直到二零零四年才解禁。然而，如果今天的政治人物要繼續進行洗腦，還會用Leni Riefenstahl’s的拍片方式嗎？如果他們聰明的話，應該不會。看看前兩年北京拍的《建國大業》便知。電影中，天安門城樓上向萬眾揮手的毛主席，已經走入凡間，他會大醉陶陶，會睡懶覺，會發脾氣。為什麼？因為導演深懂，這是一個英雄沒落，個人主義抬頭的年代，再為毛澤東展開造神運動，只會引起觀眾反感。只有突出政治人物人性化及溫情的一面，才更易讓人動容。這是一種洗腦嗎？當然是，但它會被指罵作「洗腦電影」嗎？比較不會。更不用說，肥皂劇、瘦身廣告、口沬橫飛的phone-in節目了。
於是，我們看到，原來，「洗腦」至少有兩個層次的，一是「可辨認的」，像今天大家反對的「國民教育」；另一種，可能是大家「視而不見」的。第一種，比較容易辨認，像香港特區政府要施行國民教育，部分教材中，居然毫不掩飾支持目前「執政集團」的模式「進步無私」。這對於每年還有十多萬人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來說，情何以堪。更何況，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香港人」的身份短時間內出現，有時候，它跟「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並行；有時候，它更可能超出「中國人」。於是，我們看到，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一浪接一浪，群情洶湧，數以萬計人士走上街頭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設立。
相對於第一種鮮明的洗腦教育，第二種，卻是像針孔一樣細，它無孔不入，深入社會不同系統，像遊樂園、教會、家庭、學校、媒體等等，這些洗腦，大家都「看到」，卻較難「認出」，所以稱作「視而不見（invisible）」。譬如，一些主流媒體及政治人物整天宣稱要「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然而，什麼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他們的定義是「法治」和「民主」。於是，法治與民主，就成了香港「不可被懷疑的信仰」。然而，其他的核心價值呢？像公義、公平這些價值，是否更在法治和民主之上呢？法治和民主的存在，是否只是追尋一個公義和公平社會的手段呢？有關這一些，都極少被提及，尤其香港經歷「六七騷動」及七十年代金融服務業全面開放，新自由主義橫行，公義，尤其是公平，甚至是社會主義，往往被污名化。於是，我們看到，在這個社會，綜援制度，本來是補充社會機制中的漏洞，讓一些無法在這種機制獲得合理生存條件的人的一些補償，然而，透過媒體及部分公眾人物的渲染，卻變成了「養懶人」的制度。另外一些社運人士，提出「全民退休保障」，希望曾經在這個社會辛勞工作的人，晚年生活可以獲得基本的自主及保障。然而，這種對老人家的保障，卻被扣上「社會主義」和「福利主義」之名。問題是，為什麼在部分國家裡，人們在這些制度之下，工作時數得到保障，住房得到保障，貧富懸殊相對接近。而香港，貧富懸殊為亞洲最嚴重，堅尼系數為0.537，排在全球前列，住在劏房的人口倍數上升、薪水永遠追不上通漲。可惜，這些情況又被「自由市場」的美麗光環所蓋過，變得不被重視。
於是，我們看到，當反對國民教育的有數萬人參與，而且聲勢浩大的時候，打著「反對資本主義」旗幟的「佔領中環」行動卻被匯豐銀行及政府部門合力夷平，而前往聲援者，只有零星數十人。
有人說，「反資本主義」，是痴人說夢話。也許是的。然而，即使不是「反對」，我們總可以「反思」吧！一旦反思，就會發現，資本主義進行的洗腦，何其無孔不入，何其鋪天蓋地。從海洋公園的海洋劇場，月熊被抽膽汁，生意人不是為了賺錢又是為了什麼？了解海洋生態，不是應該到海裡去嗎？想要清肝火燥火，不是去喝一杯夏枯草便可以了嗎？為什麼要殘酷對待動物呢？原因很簡單，不將產品的製造過程包裝得美麗一點、形容得艱辛一點，又如何收取更高的價格。然而，在這包裝的過程中，就是有動物會受苦，而這是我們「視而不見」的。
一九六七年，傅柯（Michel Foucault）和杭士基（Noam Chomsky）接受荷蘭一個電視台邀請，出席一個對談節目，在談到改造社會的時候，傅柯提到，一般人會認為，是政府透過行政部門、軍隊和警察，在控制社會。然而，要注意的是，政治權力無孔不入，它同時滲透進學校、家庭、傳播媒界等機制，然後用不同的形式呈現。這是傅柯有關「權力」的最初步思考，到了1975年，他完成《規訓與懲罰》後，這個有關權力無孔不入的分析，更是完整。因此，當我們在思考「洗腦」的時候， 也須同時認清：「可辨認的」，以及「視而不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