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字街一帶的混亂市容，確實早就應該整頓。特別是香港花園街排檔慘劇發生之後，理應引起當局和社會公眾的警惕。因此透過整頓，擴闊道路讓緊急車輛能夠通行，優化步行環境、規範攤販擺設貨品的範圍，這都是必須的。問題是應如何整頓，則確須集思廣益。況且，對這區的五條街道，要整頓，自然是一場博奕，其中必然有得有失。作為行政當局，處理的準繩，就是以公眾利益為依歸。而在保障公眾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就是如何平衡處理，對有可能遭受損失的持份者給予一定的照顧，減少其所受的損害，這就是公權力應有之義。
這也是一個大方向非常正確的整頓，也要有充分諮詢的原因。若在獨裁統治下，准你留你便留，要你走你便走，但這就不是澳門，也不利於維護一個和諧社會的環境。
而民政總署又確實就這區數條街的重整開展諮詢，據悉還收了一千三百多份問卷。然而區內絕大部分商戶和攤販卻表示從接受過任何的諮詢，更從未收過或填報過任何問卷。只見民署就要整頓，沙塵滾滾的殺到。於是大批攤販便齊齊發聲抗議假諮詢。這中間出了甚麼問題呢？
若連將成被整頓對象的直接利害關係人的攤販及附近商舖經營者，都沒有接觸過問卷，未被諮詢，那麼這一千三百多份問卷找誰來填？民政總署所開展的諮詢對象到底是誰？
民署的諮詢再次踫釘，令人想起過去多宗教訓。民署鑑於黑沙環新區長期缺街市，所以計劃在黑沙環公園內騰出部份地段來興建街市，諮詢社團得出的意見是人人都贊成，但當一準備動工時卻遭區內居民強烈反對；關閘行人天橋的興建也是如此；民署闢地興建垃圾房，諮詢地區組織等社團，其意見亦是一致贊成，惟最終亦常受居民大力反對而令部份計劃擱置。
筆者相信，問題壞就壞在所謂「社團社會」的觀念。有人認為澳門是一個社團社會，民意可透過社團來表達。要諮詢民意就找相關社團便可。看最近政改諮詢，政府開了八場諮詢座談會，其中七場是社團代表，僅得一場是面向公眾的，政府重團體、輕個人的取向便暴露無遺。
只是，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簡單地找社團來代表民意，這是殖民地的管治模式。任何殖民地政府，最高領導層來自宗主國，而大多數被統治者則是無法溝通的異族，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被統治者中找出少數的合作者。於是，社團代表也好，鄉紳父老也好，只要能「鎮得住場」的，便成了統治者的最佳對話者和合作者。這是合謀政治的產生土壤。只是，澳門已不是殖民地，統治者也非異族，還以社團來溝通的做法，在一個民智未開的地方還可以。但在澳門，卻已難行得通。
第二，社團雖由個人組成，但社團決不能代替個人。就如上述的例子，政府建街市、建行人天橋、建垃圾房，這都是城市建設，都是好事，你政府去諮詢相關團體，從宏觀角度或整體社會利益角度上，它怎麼可能不贊成。但政府拿着他們的贊成意見就以為可以通行無阻，那就一定撞大板。社團認同建垃圾房，當垃圾房靠近民居，居民一定反對；建街市好，但在公園騰出一幅地段來建，則一定壓縮了公園使用者的使用空間。這就是現時很流行的「持份者」的概念。當政府要做一件事，必須搞清楚那些是持份者，他們有機會發表意見嗎？他們的憂慮能得以紓緩和解決嗎？當政府官員每天將「以人為本」、「建立服務型政府」掛在口上，但到實際操作時卻是官本位，只求方便就手，找幾個社團諮詢就當一道手續般完成程序，豈能不引起民眾的反彈？
這次義字街重整繼續重蹈覆轍沿用透過社團諮詢舊有的模式，表明特區政府的自省能力極低，碰過無數次釘都仍然不能汲取教訓、作出反省。對這件事，民署應「重做」諮詢，真正派員落區聽取商戶和商販的意見和訴求，詳細解釋整頓方向，掃除他們對重整會影響生意的憂慮，並透過雙向溝通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和訴求，在設計上盡量回應商販的合理訴求。在減檔的情況下，必然出現遷留的問題。可留的留下，真的必須遷走的，也應安排能營生的位置，從而藉重整改善區內安全環境和景觀的同時，亦能顧及商販的利益，這才是負責任的政府所應該做的實事。
跳出此事，特區政府亦應認真檢討，擺脫殖民統治的既有模式，擺脫只依靠「管治聯盟」中所謂有代表性的社團來諮詢的模式，勇敢地面對市民，尊重所有持份者的意見，以真正落實「陽光政府」的施政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