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數年間內地旅客搶購香港奶粉以來，香港人與內地人之間的衝突不斷升溫。近半年來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禁止香港人在名店前拍照，以至粵港自駕遊，都讓香港人質疑自身的價值能否維持下去。去年十一月陳雲發表了《香港城邦論》（下簡稱《城》），更在社運界中激起千重浪。香港社區發展動力培育在二月四日舉辦了《港人身份及香港主體性論壇》，小記亦親臨現場。由於話題極具火藥味，而且當日嘉賓有陳雲、梁國雄（長毛）、主張香港「獨立」的時事評論員黃世澤等，現場座無虛席。
論壇分為兩部份：在第一節「香港人公民身份」部份，陳雲分享他編寫《城》的始末（他同時表示不會抹殺近日比城邦論討論得更熱烈的「蝗蟲論」，及其在「香港族群政治初始階段」聚集民氣、表達香港人對外來侵略的恐懼的文學意義。）陳雲首先指出，香港是被一個奉行共產專制、經濟上官商勾結、文化上意圖壟斷中華文化的集權政體所接收，並被北京以全球化模式，把其產業單一化。在缺乏殖民地政府現實政治的操作的情況下，香港政黨、社運界要直接面對這樣一個政權。城邦論就是嘗試去填補這一個政治真空。他指出，北京是以一種現實主義態度對待香港：一方面透過把香港的成就說成是北京的恩賜，而香港的歷史是一段是民族的恥辱，把香港推到地獄裡去（把九七年視為「香港元年」），另一方面又利用香港的身份打入國際。香港人有沒有這種政治現實的認識，各運動之間能否多方面作戰？
根據陳的說法，《城》是嘗試為香港的政治地位作正確描述：香港的確是和中國有不同的，而一國兩制，承自周恩來總理當年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一種無奈和對現實利益的承認，而且當中透過國際條約，制訂《基本法》，以憲制確立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是中國歷史上首見的。另一方面，基於香港的社會發展程度，其民主化進度必然比內地更快，北京一直擔心香港民主進程加速的話，會引起內地仿效，危及國家統一。但只要內地人民認識到，香港是一個在中國領土上的歐洲城邦，其歷史並非始於四九年，內地也就不會急於效法，並容許香港按自己的速度建設民主等制度。由於香港人對其歷史欠缺情感投入，很難在思想上與「大一統論述」鬥爭，這就需要透過本土利益受侵佔所引發的族群政治。
梁國雄就認為，陳雲既然要以一種異於中國內地的文化作建立城邦的資本，就需要解釋其來源，以及文化的內涵。他延續了周總理對香港的思考，但指出周恩來，甚至是鄧小平，當年都沒有想到中國會在二零零一年加入世貿，投身於資本主義全球化：不了解北京政權性質的這一轉變，就不能理解香港為北京的角色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不同。他們本來只是把香港視為自由港和情報中心。鄧小平認為在九七年後，中港是可以有區隔，只要香港的金融經濟上對中國有利，而政治上就拖延民主發展，並只限於普選，卻不能談社會公義、人權等。零三年七一遊行以後，北京透過CEPA、自由行、發債集資等手段大舉投資香港，實質就是進行經濟殖民，使香港政權結構和中港權貴的關係迅速合一。以前只需要討好特權中的特權，現在就要所有人服務，給他們最好的。在分配上只是讓權貴利益減少，必遭反對。梁總結時提醒，中港的區隔已經消失了，因為他們已經以集團的形式殺入香港。香港抗爭的形勢相當艱鉅，必須與在內地反對國家資本主義的人合作。他對陳雲主張以虛構的城邦幫助港人抵禦國家資本主義造成的暴政表示懷疑。
黃世澤就提出，就算站在中國角度而言，城邦論亦有其依據。他指出中華文化在內地繼蒙元和滿清後，經歷了文革的第三次摧殘，使內地人的行為－在儒家標準看來－和禽獸已無分別，但日本、朝鮮王朝（今日的韓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保留著中華文化，所以中國不只一個（類似的例子有德語四國，即德國、奧地利、列茲敦士登和瑞士）。香港的情況也一樣。面對內地文明衰敗，香港的獨立存在是作為中華文化的其中一個繼承者。他認為當年的反清復明、辛亥革命的族群口號，都只是反抗殖民統治，並強調港英政府的正當性是在於保留中國文化。他又引用日本幕末的割據局面，認為「港獨」和「反攻大陸」並行不悖。最後他鼓勵大家跳脫「一中」思維，思考其他統一模式，甚至統一的必要性。
而在第二節、題為「中港關係的發展」的討論中，與會者由理論問題轉至實際的政策討論。剛在會前一天舉辦反《蘋果日報》刊登「反蝗」廣告的「反種族主義青年」成員余偉彬解釋，種族主義是一種暴力犯罪，引導人們仇視一個族群，對之進行打壓。如果《蘋果》收受利益助長此等風氣，就是共犯，必須予以揭露。身兼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的他，去年起已隨組織舉行反對種族主義的行動，其中一次有廿四名成員被捕。他認為這反映了統治階層非常支持種族主義的綱領，因為種族主義可以為那百分之一分化削弱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反抗力量，轉移針對資本家及其統治機器的視線，而且不會因選舉循環停止。他又認為所謂「雙非」問題，事實上是內地的一孩政策、設施落後，以至制度腐化，和香港醫療資源由私人經營的結果。自從公立醫院對內地孕婦收費後，政府賺了大錢但新的投資極少，其餘大部份已流入私營市場。只有少數內地產婦是毫無知會的情況下來港分娩卻足以讓公營醫院癱瘓，反映了公共投資缺乏（只佔GDP的2.8%）。他又補充，香港當前需要在言論自由方面與內地有所區隔。
本土行動的陳景輝認為《城》更重要的，是觸碰到最敏感的主權問題。但他以孔慶東事件為例，當中孔代表的是什麼人，以及在討論「自駕遊」時出現的泛化現象，批評陳雲以至左右兩派之間，忽略了內地的進步力量，看不見一個更真實的中國。陳雲所指的、內地人作為「帝國的化身」的有效範圍可以有多大？他提醒香港人除了是受入侵的本土人、城邦人外，還有很多重的身分：作為東道主，當政府的旅遊部門任由旅客湧入某些街道，香港人其實也是一群對旅遊政策欠缺想法的人。面對內地人的挑戰，香港人是否能從他們那裡有所啟發？我們除了主人、「國民」關係以外，還有其他的關係嗎，還有發展其他主體性的可能嗎？他主張一個健康的城邦，不但有「國民」，還有差異，還有陌生人。香港人應該發展一種大方的主體性，不要成為驚弓之鳥。「當然，城邦是要自治的」。
在討論環節中，陳雲提醒與內地進步力量團結需要慎重，因為在建立資源共享的群體時，會涉及資源競爭這個現實政治的問題，又認為內地人濫用了港人的寬容。他更表示，保住香港是為讓資本主義的剝削可以更健康一些並且是「可以持續的」。長毛認為陳、黃的言論雖然令人不悅，但這樣的討論已表明了他們反映的問題的存在，因為自「蝗蟲論」起，事件已變一場群眾運動。他認為這理論可以延伸至其他弱勢族群，其結論非常可怖，而且內地人由於非香港居民，他們沒有在香港發聲的正當性，在這一點而言也是弱勢。雖然論壇氣氛大致平和，但值得憂慮的是，原訂出席論壇的鄭宇碩教授被指收到滋擾電話，最後未有出席論壇。本人不欲猜測背後原因，但以近期香港中聯辦官員對學者研究多有意見，又或者是存在於部份行動者中的語言暴力作語境，背後的那種消音的意圖，都是一個開放理性的社會需要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