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首次有數十名教師，在國慶日參與遊行，當時社會各界普遍對參與遊行的人士存在標籤，更質疑教師上街目的只為加薪。事隔幾年，超過五百位，人數佔全澳教師總人數約八分一的前線教師，透過互聯網號召和組織參與五一遊行。到底是甚麼讓他們再次走到街上？又為何短短幾年，參與遊行的教師人數，激增十倍？
一、制度缺憾
九十年代初，澳葡政府開始起草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亦簡稱白皮書)，當年的教育暨青年司在草擬制度時，基於當時學生人數開始減少，師生比壓力相對低的情況下，提出提升教師質素的建議，從而引伸建立教學人員職程制度的討論。可惜當涉及薪金、晉升和專業定位時，出現很多未能解決的問題，於是當局想出以薪金以外的補貼，作為折衝辦法，即後來的教師直津，如是一直沿用多年。而制度當中亦曾建議，所有教學團體必須將收入的大約七成，作為教學人員的薪金支出。不過直至2006年底，立法會雖然細質性通過非高等教育法，但據稱當中有條文，被部分權威性團體銳意刪除，2007年有老師就相關的教師框架制度何時才能建立，同時期望本澳社會在賭權開放的發展下，關注教師不斷流失問題，決定上街。其後教青局由2008年開始，就教師框架展開諮詢，直到近期遞交行政會審議，但進入行政會前，前線教師未曾有機會看過第三稿的內容。
有老師這樣形容現行政府在私校行使的財務批給制度：「財務批給制度本身充滿著缺憾，所以為何職程制度那麼難產生，其實晉升不晉升，工作時數甚至專業定位，這些都很容易解決，最難解決是要有職程制度時，必須牽涉其職級，職級就牽涉其薪酬，因為這是對等的關係，你要回應他的專業，當然要有專業的薪酬作回應，但當涉及薪酬，就會牽涉到本身批給制度的問題，及財政制度運用的問題，這才是最根源最根本的問題！這是從澳葡政府時期，都已存在亦從沒解決過的問題。」
然而政府從未解釋過，為何學校將收入的七成，作為教學人員薪酬的做法並不可行，反而將解釋的責任交給校方。問題是如何運用公帑才最有效？資源是否真正落到老師手上？又是否真正提升到教育質素？前線教師表示，學校的財政透明很重要，指出現時是無法監管，是否善用公帑存在疑問。教學人員的定義亦相對含糊，部分校長親屬，不擔課的行政人員，工友職員等也被計算為教學人員之列，中高層管理人員的比例亦欠缺規範，以至有可能出現肥上瘦下的薪酬配合。建議由政府負責發放，佔學校支出七成的教師薪酬，解決上述問題。不過，有教師覺得，本澳學校就好像是「家族式經營」一樣，辦學團體本身具政治影響力，經常能左右政府決策，政府在推行相關制度時，會面對一定的壓力，因為學校會覺得，一直沿用的財政批給制度，深具靈活性和自主性，相信不會輕易讓步。
前線教師認為，學校財政的自主度太大，現時制度下亦沒有限定，收入的多少比例作為教師薪酬，08年的諮詢中，嘗試按教師的不同資歷分等級，從而計算薪酬和津貼，但反而引起資歷深的教師，擔心因為資歷太高而被炒的憂慮。他們建議根據學校個別差異作出靈活調整，又或者使用雙軌制，即學校只負責發放薪酬，教青局則按職級的專業發展給予津貼，以避免學校因擔心資歷高的教師，造成負擔而解僱了他們。
二、欠缺溝通渠道
有份參與是次遊行的教師直言，多得社交網站的出現，大大提供了同業間關注和參與教育事務的溝通渠道，平日在校內很少人敢提及相關議題，因為似乎社會認為教師安貧樂道是應份的，大多數學校亦不想節外生枝，變相避忌及不鼓勵教師發聲。
今次有史以來最多老師上街遊行，前線教師認為，近年老師對教育政策參與度明顯提高，是積壓的怨氣和聲音，尤其是傳統社團開始失去了對老師的脈搏，亦體現了教育行政實際上幫助不到教師，以致教師要以遊行表達訴求。
他們說，曾有校方管理層暗示或提醒，叫大家三思而行，不要影響教師形象，但同時亦有家長鼓勵他們參與遊行，甚至願意同行。不過他們強調，由於五一遊行以往被標籤了，因此組織同業遊行的過程中，他們提醒參與的教師要理性冷靜，沿途亦幫忙拾起垃圾，盡公民責任，獲得社會的正面印象。而遊行過後，亦即時向學生進行教育，傳達公民也可以很理性表達訴求的意識。
對於當局重組的教委會，增加了四位由中華教育會及天主教學校聯會直接委任的教師代表，這班參與遊行的前線教師表示：「他們並不代表我們，否則我們根本不用上街了」，他們質疑代表的認受性，又表示無法主動跟他們取得聯絡。
但這班寫下歷史一頁的前線教師，坦言組織教師工會有難度，指出同樣是認受性的問題，因為始終不能代表所有教師的立場，其次擔心受干預和壓力，但最重要的，始終是現階段，期望更多人關注教育制度，如何配合老師完成使命。又相信如果關注的人越多，自然會凝聚到教師群體。
他們重申，現時校政管理不夠現代化，亦不懂合理分配工作，十年教育規劃發展當中應有所顧及。又說，前線教師參與教育行政的機會幾乎沒有。期望學校長遠發展，有現代化的管理步伐，亦更人性化，配合教育工作者，完成他們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