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開宗明義，發出指控：號稱全球賭場博彩收益第一的澳門，政府並沒有負起應有的責任，為澳門制定負責任的博彩政策，建構一個負責任博彩的環境。澳門社會享受博彩業帶來的巨大財政收益，但並無負起應有的義務。我們應為此感到羞愧，將來也會付出龐大的代價。
博彩業從以往完全負面的罪惡印象，逐漸轉變性質成為與旅遊相結合的娛樂服務產業，是一個全球現象，越來越多國家／地區加大發展規模或放開發展限制。但無可否認，博彩業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例如：病態賭博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問題。許多博彩業發達的國家為防治病態賭博問題，均倡議和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尤其是澳洲、加拿大、美國，以及博彩業的後進新加坡。雖然每個國家的「負責任博彩」政策在演變過程中均發展出各自的模式，但仍有一些基本元素是共通的，包括整體機制，例如「負責任博彩」的法制、政策及執行框架；以及各種防治病態賭博問題的措施。以下我們逐點羅列，從「負責任博彩機制」和「防治病態賭博問題的措施」兩方面對比澳門的現況，驗證文首的指控並非誇張。
負責任博彩機制
一個負責任的社會，發展博彩業應該首先有一套整體「負責任博彩」機制，包括完善的法制框架，規範政府、博彩企業、周邊產業以至博彩消費者的責任和義務，尤其是作出清晰有效的指引，要求博彩企業所應負的社會責任。機制亦應包括完善「負責任博彩」的政策及執行機構。
一、「負責任博彩」法制框架。在澳門，目前的博彩業法規，基本著眼點只在於規範博彩業在經營博彩業務方面的規則。至於「負責任博彩」相關的法制，經濟財政司在二○一○年三月崔世安特首任內第一份施政方針中強調：「關注博彩業發展所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將參照國際標準，繼續研究制定有關『負責任博彩』的指引。」看官見到「繼續」、「研究」這等政府常用關鍵詞，對於這份指引何時出臺大概心中有數了。
二、政策及執行機構。世界各個博彩業發達的國家，大都有專門的統籌機構，跟進負責任博彩事務，例如要求博彩業協會設立全國負責任博彩中心(美國)，或公共性質的全國預防嗜賭理事會(新加坡)，或問題賭博基金會(紐西蘭)，或政府直屬的委員會(加拿大)。反觀澳門，有一個博彩委員會，成員是八名政府官員，主要職責並無一字提及規範負責任博彩；直接監管博彩業的博彩監察協調局，其職責只著重賭場經營，尤其是關乎政府稅收的博彩活動；司法警察局則負責跟進博彩相關的犯罪行為；社工局及一眾社會團體則提供病態賭徒及家人的輔導服務。幾乎所有工作都集中於兩端：博彩業的營利，以及問題賭博的事後輔導，並未有專門機構統籌建構一個負責任博彩的環境。
防治問題賭博的措施
國際上採取的防治問題賭博措施層出不窮，各國政府仍然在研究更有效的措施，減低問題賭博衍生的社會問題。如果加以分類整理，從賭博誘因的源頭開始預防，至過程中的限制措施，再到出現問題後的輔導，目前大致上有以下主要措施，看看澳門做到多少：
一、博彩場所退出社區。現任特首在二○○九年七月出席特首選舉活動時，承認：「博彩社區化問題值得深入探討。過去，本人有份參與的教育委員會、青年委員會等，多次開會討論博彩場所於人口密集地區營運的問題，認為此舉對家庭、社區、教育及社會的價值觀造成影響。」在前任特首公佈多年仍未兌現的情況下，崔世安當時承諾：「當局已公佈停止在社區開設博彩業並逐步遷出，現時重點應在於如何跟進措施，落實遷出時間表。」到現在又如何呢？做了多少？不久前，議員關翠杏指出，政府過去提出博彩公司不在社區開設新賭場，原有賭場撤離社區，至今未能兌現。
二、企業責任。不同國家對博彩企業需要負的社會責任，有不同的要求，例如，澳洲政府規定賭場內張貼「負責任博彩」海報及放置附有多種語言的小冊子讓公眾及遊客索取。每部搖彩機也必須貼上「負責任博彩」或「問題賭博」的求助熱線電話號碼，以提示賭客以負責任的態度參與博彩活動。為員工提供「負責任博彩」認識的培訓，平均兩至三年為員工提供「負責任博彩」再培訓。加拿大賭場內設有「負責任博彩資訊中心」，提供如每種遊戲機率、「負責任博彩」及「隔離措施」等資訊，中心可提供多種語言服務，由專業的協調員全天候運作。新加坡賭場需要配合全國預防嗜賭理事會所制定的社會安全措施，教導員工及時察覺嗜賭徵兆，與這些賭徒接洽，並轉介他們接受輔導。澳門政府對博企有任何相關的社會責任要求嗎？
三、限制宣傳及廣告。新加坡「賭場管制法案」嚴格限制賭場的廣告，包括禁止在免費電視和電纜電視頻道、廣播節目、報章及包括巴士站和公共巴士上打廣告。賭場廣告只限在樟宜機場、遊客中心和旅遊景點裏。此外，廣告宣傳內容必須屬實，而不是推銷性的。反觀澳門，賭場廣告混合酒店的名義，在各口岸、車體、戶外、電視、報章等，無處不在。
四、入場限制及禁門令。新加坡政府規定，所有本地居民（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必須支付每日一百元入門費（一十四小時）或每年二千元入門費；並實施「禁門令」制度，是指自願禁止進入賭場或需禁止進入賭場的做法，即有自願「禁門令」、家人「禁門令」 及第三方「禁門令」三種，目前通過以上三種方式禁入賭場的人數大約三至四萬人，當中主要是通過第三方禁門令拒於賭場門外。其他國家亦有類似的隔離或自我隔離措施，至於澳門，傳聞中有賭場黑名單限制特定人士進入賭場，但運作機制及情況如何，則搜遍各政府部門的公開資料，亦不見蹤跡。
五、賭額及信貸限制。仍以新加坡為例，全國預防嗜賭理事會規定賭場業者，須為所有賭客提供設施和服務，方便他們「自設輸虧頂限」，根據預算設定當天下注頂限。外國與新加坡豪客在賭博前需支付十萬元按櫃金，新加坡豪客的支票必須過賬後才可賭。非豪客的新加坡賭客需使用現金，也不能用轉帳卡或賒欠下注。賭場內不得設有自動提款機、不得開設典當鋪；澳洲政府進一步限制距離賭場五十米範圍的提款機設有每次提款限額和每天提款上限。再看看澳門，網上隨便搜到一篇內地博客記載的澳門賭場遊記：「賭場內提款機特別多，賭場外當鋪特別多」。
六、事後輔導。當以上措施都失效時，病態賭博問題便會產生、蔓延；如果根本缺少預防措施，則執漏補網式事後輔導的需要便變得非常急切。澳門的現實情況便是，其他措施都比較缺失，但在事後輔導方面，卻同時存在一個官方機構、五個民間機構，專為受賭博問題困擾之人士及其家人提供輔導服務。民間機構，主要由宗教團體或與博彩業相關的議員設立，各自提供服務，並無中央統籌機制，亦無適當分工。以其他國家的經驗，單一求助熱線、標誌以至駐場輔導機構，能令需要求助的人更容易知道求助管道。對於遊客眾多的澳門，容易辨識、接觸的單一輔導機構系統，是否會比分散、本地特色的輔導模式更有效呢？
剛剛起步的新加坡賭業，其政府推出一系列的負責任博彩政策、防治問題賭博措施，澳門面對區內外要求學習新加坡的呼聲，感受如何？澳門人應該覺得慚愧，賭業發展悠久，賭收爬升到世界第一，但賭業管治、負責任博彩環境等水準，令人汗顏。面上無光還是其次，當越來越多本地居民陷入病態賭博的困境，當其他地方對澳門作出越來越負面的評價，以至限制人民訪澳的簽註，澳門整體社會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可能是無法挽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