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統治者為了社會管治的順暢，往往傾向於利用充分的資源、機制以系統的力量塑造全民共識，號召全民服膺於想像的「整體利益」。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即是歷史的遺忘和重構，以建構出來的「和諧」歷史，任何異議者則需要背負破壞和諧的罪名。於是，在一連串的遺忘工程後，澳門人變成了一向以來是沉默的大眾，澳門街一向都是平靜的「蓮花寶地」。
藉著今日「一二三事件」紀念日，我們爬梳一些澳門歷史上的重大社會抗爭事件，並且主要是以本地平民為主力的社會行動，以社會抗爭的歷史視角重新探討這些事件，彰顯澳門社會一直存在的追求公平正義的傳統。
沈志亮刺督
於一八四六年四月到任的澳督亞馬勒（Ferreira do Amaral）海軍上校，積極推行殖民地擴張政策，侵犯居民權益，激起了華人居民甚至土生族群的反抗。最後，亞馬勒為他強硬的統治手段付出代價，以沈志亮為首的七位望廈村青年在他到任三年後，將他刺死於路邊，並砍掉他的頭及獨臂。
五二九慘案
一九二二年五月廿九日，澳門發生一件震驚港澳和全國的大慘劇──捷成事件：五月廿八日，一名非洲籍葡兵當街調戲婦女，與坊眾發生衝突，葡警聞訊趕至，捉去一名本地青年工人。數百名工人，坊眾隨即湧往瑞安碼頭第一警區(捷成戲院舊址)聚集，要求放人。翌日，澳葡當局實行血腥鎮壓，釀成七十多人死，百多人傷。全澳居民無比激憤，實行罷工、罷市、罷課。澳葡當局則實施戒嚴令，解散全澳工會。
遺忘，成為了當政者最好的統治工具。當年的澳葡總督恩‧席爾瓦，在翌年「五二九慘案」一周年紀念日之前，將火船頭海傍警察分署大樓拆卸，改名作白眼塘前地。五年後，當局再將「白眼塘前地」批給私人興建酒店和岐關車路公司澳門總站。直至今日，有多少人記得這次澳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人及社會運動？
一二三事件
直接起因是由於街坊會沒有得到澳葡當局的同意便自行在離島擴建「坊眾小學」，遭當局強行拆除。此事引起華人社團上街抗議，而澳葡官員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乘坐吉普車手持輕機槍向群眾掃射，至少八人當場死亡，很多人受傷。
對一二三事件的解釋，一般的意見是將之歸入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以及國共內戰的延續。但是，如果站在社會抗爭的角度，歷史學家應該更多地注重本地的因素，包括華人精英在擁有經濟優勢後要求分享政治權力，以及基層在受到日常生活壓迫後的反殖民抗爭。
八九六四
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間的北京學運，對澳門公民社會的發展是一個關鍵經驗。澳門人透過組織、參與一次比一次規模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以至最大規模一次達到參加人數以十萬計。這樣的行動，對澳門本土的公民意識發展意義遠大於旁觀式的支援。影響深遠。
特區年度三大遊行成傳統
自二零零六年五一勞動節澳門爆發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警民流血衝突後，每年三次的遊行成為公民社會表達訴求的傳統。尤其二零零七年五一遊行，由於歐文龍涉嫌巨額貪污及非法金融操作被捕產生的社會矛盾，令該次遊行發生警察開槍事件，更使小圈子管治的特區爆出更大危機。
活流雜誌：八十年代公民
社會先行者
八十年代集結了澳門新興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以及各方面的專業人員，包括醫生、教師、社工等。部分核心人物受西方社會新左派影響、或者中國八十年代啟蒙運動的影響，雜誌本身成為一個載體，見證、紀錄並參與了八十年代澳門公民社會勃興的歷史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