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葡時期本澳一直沿用葡萄牙的刑法制度，1886 年起葡國的《刑法典》延伸適用於澳門，其中第 391 條訂有“非禮罪行”的條文，直至1995 年澳門法律本地化，在 1996 年經修改及頒佈的《刑法典》廢除了“非禮罪行”。自此，澳門沒有再就非禮罪進行立法，目前女性被“非禮”一般僅能內容較接近的侮辱罪提出檢控，由於僅屬“私罪＂，故即使捉到嫌犯，受害人亦只能自行聘請律師追究，追究成本高且程序冗長，往往令受害人卻步，這絕不利於淨化社會風氣，以及保障女性的人身安全和權益。
早在2012年中，本人收到女性居民求助，表示在高士德附近過馬路時突然被迎面而來的途人“胸襲＂非禮，但因事出突然，未來得及反應，疑人已逃去無踪。事主表示，已不是第一次有類似經歷，但都因害怕沒有追究，是次決定鼓起勇氣報案，但警方表示，因澳門沒有“非禮罪＂，故即使捉到疑人，亦要自行聘請律師以“侮辱罪＂追究，事主為此感到十分徬徨和無助，精神亦飽受困擾。
本人隨後即通過社諮委議程前發言，要求當局儘快修法重訂“非禮罪＂，但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在一年零四個月後才回覆本人，表示會深入研究，亦無交待明確立法時間表。2015年4月北區發生一宗中學生在北區非禮孕婦、導致孕婦受傷及受驚早產的案件後，本人再次通過議程前發言要求當局儘快立法，但當局至今仍未完成“非禮罪＂立法，本人對此十分失望。
必須指出，“非禮＂問題在澳門並不罕見，根據警方提供的數字，近年本澳每年被歸類為“侮辱罪＂的非禮案件，每年平均約有三十宗，但由於怕事和法律保護不足，不少女性被非禮或被“佔便宜”大多不會選擇報警追究，令到許多個案被隱藏，不單間接助長有關的不良風氣，亦令到本澳“非禮案＂數字嚴重偏低，社會往往忽略其對女性影響的嚴重性，隨著本澳人口增加，社會環境越趨複雜，當局必須重視有關問題，並儘快修法予以嚴厲打擊，絕對不能再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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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修訂《刑法典》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罪的規定”諮詢文件提出的六個修訂方向：一、性犯罪不區分性別＇二、明確將“口交＂及“插入式性慾行為＂規定為性慾行為，並嚴加懲罰；三、回應社會對性犯罪修訂的訴求；四、檢討性犯罪的公罪及半公罪性質；五、履行相關國際公約所規定的義務；六、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本人原則上認同上述方向，並有以下幾點具體意見：
一、文本建議，針對現行《刑法典》對較為輕微的直接接觸式的猥褻行為缺乏刑事介入手段，故對該類有身體接觸或透過物件接觸的猥褻行為，由於厭惡程度最高，本人認同有必要即時修法回應，這亦是社會最普遍的共識。
但就文本建議，將“非禮罪”納入“性騷擾”行為統一處理，本人對此有所保留，因為兩者在定義和居民理解上有本質性的不同，坊間怨氣最大和最不滿的是目前本澳“非禮罪”完全空白，即只要犯罪者在犯案期間沒有使用暴力或脅迫，受害人僅能通過自聘律師以侮辱罪起訴受害人。本人亦收到有學校反映，有學校女生在外出上體育課期間被人當眾非禮，同班同學合力制服疑犯後，警方表示必須自聘律師才能控告相關人士侮辱罪，結果不單難以讓受害人、其同學及老師接受，亦以活生生例子，向下一代顯示出本澳法律制度的不合理，影響法律的尊嚴，負面作用甚大。
二、非禮行為是有明顯的身體接觸和犯罪意圖，必須論罪和作出具阻嚇性的處罰。但考慮到本澳刑法整體的量刑點較低，若新立法非禮罪的判罰不足夠，或都可以判緩刑處理，這並不能回應社會的訴求，當中如何既能配合整體刑法的量刑的同時，又能令處罰具足夠阻嚇性，達到預防罪案的原則，當局必須慎思和作出平衡，在量刑思維上有所突破。
二、文本將上點所述之行為，亦即坊間普遍俗稱的“非禮罪＂，納入“性騷擾＂這個新罪項，故坊間有意見質疑為何“性騷擾＂罪未涵蓋非身體接觸式等，如言語、眼神性騷擾等。本人認同本澳應立法，並建立機制處理包括非身體接觸在內的“性騷擾＂行為，保護受害人權益，但參考其他地區的經驗，是否定性為“性騷擾”除考慮客觀行為，以及受害人是否有從屬關係等因素外，其他如當時現場情況、被害人主觀感受等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且舉證並不容易，單靠刑事罪立法和處罰（刑事罪舉證和定罪要求較民事罪更嚴格），根本無法有效處理問題；
三、對非身體接觸的“性騷擾＂行為，本人建議參考香港等地方的處理方式，對非身體接觸的“性騷擾＂，由《性別歧視條例》確保任何人在僱傭、教育、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及處所的處置或管理範圍內免受“性騷擾”，否則屬違法，且機構亦有轉承責任。受害人除可向法院直接提起民事訴訟外，亦可向專責機構（香港為“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要求作出調查和處理，並藉進行調解而協助達致和解，此舉可大大降低受害人投訴的門檻，亦有助減少不必要的誤會。更重要是有關專責機構有責任持續推動政府部門、教育及其他公共機構制訂切合各機構的“性騷擾＂指引和投訴處理機制，亦可在處理個案的期間，提出具體改善建議等，以便從源頭上建立明晰指引和公平的投訴處理機制，更全面保障受害人的權益的同時，亦避免同類情況再次出現。
本人再次強調，無論任何就修訂《刑法典》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罪的爭議，都不應該影響到有身體接觸之“非禮罪＂盡快立法，特別是有關就非身體接觸的“性騷擾＂罪，本人認為通過專門立法，並交由專責機構接收投訴和作出調查，並推動政府及私人機構制訂明晰的“性騷擾＂指引和處理程序等，不單能更為全面保障受害人，更有助從根源上減少“性騷擾＂出現。
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中區委員
聚賢同心協會副理事長
林宇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