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兆忠:疫情暴露藝文發展定位模糊

117 二〇二三.新生 紙本月刊

文:論盡媒體

網址:https://aamacau.com/?p=98302

時間:2023年02月3日 11:11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澳門出現首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幾天後,所有文化場所暫時閉館,包括表演場地。事實上,疫情三年期間,演出場地多次因疫情而關閉,表演藝術行業大受影響。二〇二二年底,防疫終於放寬。雖然到截稿之前,文娛康樂場所仍設有75%的入座限制,但觀眾入場已不再需要出示接受疫苗或核酸檢測陰性證明。那是否意味着本地表演藝術發展能「回到三年前」,還是要「走進新常態」?

劇場工作者莫兆忠認為,疫情是一個「催化劑」,許多本地藝文發展的問題並非因疫情而浮生,但因疫情而激化,因此即使疫情過去、賭牌得到續期,問題依然存在。但疫情亦催化了錄像與線上交流的發展,而這方面不應因疫情過去而消失。「如果說因為所謂疫情變成了風土病,這些就要消失,我覺得不很合理。它可能會由最初是一個臨時措施,發展成另一種美學模式也說不定。」

藝文角色模糊因疫情凸顯

在莫兆忠看來,三年疫情對劇場發展與其說造成影響,不如說是進一步暴露了行內的問題。他有感,文化藝術的價值過去一直都在「飄移」,而在環境不穩的情況下,文化藝術定位之模糊就更加突出,而這些不是因為新冠疫情才出現。「就好像劇場中了新冠。你的身體本身潛在的弱點,就會更加痛苦。」他認為,這種模糊性很難避免,因為本身藝術文化就不是一件能具體用數字去量化價值的事物,過去亦沒有人敢說「文化藝術就是沒有實際、立刻得到的用途」。「沒有人敢說:它就不是文創產業。於是在這個如此不穩定的環境下,它最後只會在政策的變動下被牽著鼻子走。文化藝術的定位方式只會是透過不停量化或能否『有用』,例如怎樣結合文化藝術去幫助經濟、幫助旅遊業,而不是文化藝術真的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覺得這個不是因為疫情而產生,疫情只是將這問題推起,把它本身免疫力不好的地方推出來了。」

這三年間,演出場地多次因為社區爆發疫情而關閉,劇場工作者的生計和演出計劃大受影響。疫情初期,政府亦曾「以工代賑」,推出「社區文化深度遊」,為表演工作者提供工作機會之餘,同時為居民提供節目。及至二〇二二年底,計劃已發展成半年度的公開招標計劃,由公司承投,負責構思、統籌、製作及執行演出,地點包括氹仔龍環葡韻和嘉模墟等旅遊景點,當中亦有音樂演出。另一邊廂,旅遊局亦有「社區旅遊經濟拓展」專項資助計劃。有獲此計劃資助的藝團透過導賞及/或演出,介紹社區歷史。莫兆忠覺得,這些是借助了藝術元素的旅遊項目,而當討論這些趨勢時,就涉及對本地藝術未來發展的思考。「是不是要花更多時間做這些『似乎馬上看到某些效益』、『似乎藝術不是沒用』的東西,才可以生存?這要回到究竟藝術價值是甚麼的問題。」另外,以作為吸引遊客的項目,就成本而言,環境劇場牽涉的人力物力很多時都比音樂表演高,而來自外地的遊客也不一定有興趣。

他指出,這不單純是資助的問題。「當然(二〇二二年起)文化局的文化基金與文產基金合併成『文化發展基金』(並由社會文化司司長監督),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彈。但對我來說,這不是因為疫情而發生,疫情只是將它推波助瀾,或者很快就合理化了一些我們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東西。『因為疫情,經濟不好,不要將錢花在不實際的東西裡』。疫情將一些我們沒有真正辯論過的事馬上合理化了。」

「我覺得,(這變動)最大的問題就是,基金由一個文化政策的制定機構,變成了一個純粹行政的機構。文化制定機構過去那套和藝團之間的關係,和現在行政機構和藝團之間的關係,存在落差。我自己覺得,首先應該存在一個互信或互相合作的關係。現在已經變成:我假設你們會違規而制定更多的監管。那不是彼此相信大家的價值的關係,即我相信文化藝術在社會上的價值,於是我覺得需要資助這些文化藝術活動,而做文化藝術活動的人都相信一個公平的原則下的資助制度,於是在一個這樣互信的價值中,一起協商一些大家可以共同運行的守則、規則。現在不是。現在是:我要制定一些東西來限制你們,因為我預設了你們可能會違規。於是那個價值觀是甚麼?大家做事的狀態就很不一樣。我的這種感覺很強烈。」

「但疫情下大家更不會就這些問題有更深入的討論,因為可能因為經濟環境不好,更加害怕失去這些資助,於是我們只能夠跟着這些規則走。」

疫情三年期間,過去的問題變得更尖銳。

疫情三年期間,過去的問題變得更尖銳。

文化責任無從承擔

事實上,這幾年間,政府就曾多次就文化藝術的資助作改動。例如二〇二一年度及二〇二二年度的資助由澳門基金會與文化局「協調分工」(二〇二三年度由文化發展基金負責),然後二〇二一/二〇二二學年開始,「文化藝術學習資助計劃」從文化局轉移至由教青局的教育基金負責。二〇二二年度的「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也加設了新要求:被推薦者須是由二〇二二年度開始計算、未曾獲此計劃資助累計滿三年的人士(截稿前二〇二三年度的相關申請要求未見於文發基金網頁)。另邊廂,政府在賭牌新一輪的招標中,大力要求博企發展文化藝術、社區旅遊等等。而博企亦承諾會打造「一座獨一無二的全新劇院」、投資「文化藝術商產業孵化基地」、建設「原創中外演藝娛樂區」。但莫兆忠坦言,看不到這些項目對本地藝文發展的可能性有多強。

「雖然說好像博企有一個這樣的社會責任,但也看不到他們有甚麼大動作,或者實際可以跟本地的藝團互動的空間在哪裡。有博企賣廣告,第一句也說『推動本地藝文』,但裡面的作品全都與澳門藝術價值無關。當然也可以轉個彎,說多搞一些藝術活動,讓市民多見一些藝術,本地藝術家也受惠,這也不是說不通的,但那個距離究竟有多遠?」

「(例如)劇團需要場地其實已經說了很久。由第一天就說藝團也可以用賭場的場地,但一來沒錢,二來是那些場地的設施跟現在澳門發展的一些表演藝術模式、方向,其實是未能配對的。除非所有劇團都為了這些場地,想辦法去做能夠迎合到這些場地的演出。但這回到究竟藝術是怎樣去生存下去?藝術的價值究竟有多少是屬於它的獨特性?而當不停強調博企跟藝團可以輔助本地的藝術發展,其實會不會反過來,其實為甚麼我們不再一次追問政府的責任是在哪裡?」

他續道:「你會看到過去一兩年,如果說真的消失了的,就是我看不到文化政策裡面真的去討論文化政策的東西。文化政策裡面只看到怎樣去推行『文旅結合』,怎樣促進文化產業,而看不到真正對文化事業有一個長遠政策的想法。當政府本身都很傾斜去某些方面的時候,你叫一個博企——一個不熟悉澳門本土的藝文生態的博企——怎樣去跟本土的藝術家有更加好的互動?作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文化局應是相對了解澳門的藝術發展,但在它的政策裡面,我看不到有多落地。甚至這幾年間,除了第一年『戲劇人集思會』見過局長之外,二〇二〇年之後文化局其實再沒有跟藝文界有一個很直接的互動,只是隔一段時間有一個文化委員會公佈一些他們討論過的東西,而討論的內容都離不開文旅發展時,我就很懷疑為甚麼我們要率先去討論博企怎樣去支持本地的藝術,而不是基本的文化政策制定者怎樣去推動澳門的文化藝術。是否當政府有賭牌在手時,就可以將責任推給博企?」

對外交流疫後應延續

另一個莫兆忠形容為「被疫情合理化」的問題是對外交流的障礙。他認為,雖然防疫限制放寬,出入境再不需要隔離,澳門藝文與外地的線下交流算是可以恢復,但交流的缺少和阻礙同樣不單純是因為這三年的疫情。「難道疫情過後,有些藝術家、評論人真的可以暢通無阻地來澳門?不會百份百。在疫情前已是這樣。」但他指出,疫情三年,因為通關受阻、表演場地屢遭關閉、不少作品上演無期,於是澳門也發展出對劇場錄像的探索和線上交流,而這些在通關之後應要繼續保持。

「劇場的錄像其實一直都需要發展,只是疫情將它更尖銳化。」他指,不能永遠一口咬定現場性很重要。雖然走出去演出是好,但就必須要被邀請,或找資源去自己帶人去演,這樣很被動。他指,澳門不是文化輸出很強的地區,本地劇場職業化的發展才十年,時間尚短,只是因為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二一年間文化局的「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支持了學生攻讀相關專業,加上澳門經濟高速發展等原因,才逐步發展起來。外地對澳門的文化藝術理解很少。有關華人社會的表演創作,會知道內地、台灣、香港,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未必看澳門。「在行業未穩紥的情況下,遇上這疫情,就出現一種半天吊的感覺。根基始終要靠時間去累積,現在我們是不夠的。梅蘭芳是多少歲開始學習京劇,然後成為大師?」而線上錄像雖然會較現場演出打折扣,但能夠讓不同地方的同行、策展人、藝術節接觸到澳門本土創作的一些特色。「透過線上和鏡頭記錄我們的演出,並再輸出,本身就是很需要,是製作的資源中要撥備的成本。」

「(錄像)這形式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現時的生活已離不開手機和線上作業,劇場裡面有這件事應是自然而然的。它怎樣有更多的劇場本質可以探索。如果說因為所謂疫情變成了風土病,這些就要消失,我覺得不很合理。它可能會由最初是一個臨時措施,發展成另一種美學模式也說不定。」

他指,目前看不到文化政策或資助政策有考慮支持這部分,但他形容,政府比民間的創作者走得快是一件「奇怪的事」,「變成民間的創作者開始服務政策。其實應該反過來,政府是支持已存在的東西,或一些可能有開拓性的東西。所以問題是:民間的團體有甚麼想法、怎樣應對未來的發展。」

變幻是永恆

回顧這三年,莫兆忠表示,外面的世界一直在變,各地的藝術工作者都在探索新的藝術形式,而這三年,為本地的藝文工作者而言,也是思考如何突破的機會。「因為生活的模式真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藝術本身就從生活中蒐集素材,和生活有所互動。那個衝擊應會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而對於未來的環境,他表示沒有覺得悲觀不悲觀,重要的是堅定自己的方向,並持續精進自己的技藝,探索跨地域的發展。「藝術本身就是一個變幻的過程。你又不可以說這行不穩定,要很穩定就不要做這行。做這一行其實就是保持一種不怕改變、經常改變的心態。」

「對我來說,我不覺得疫情真的過去了,只是理不理會它。可能過一段時間又會出現另一個病。之前都很多,其實沒停過,像沙士、豬流感之類,都牽連到很多政策、政治問題。我們沒活雞吃很久了。我覺得這種事不會完的,只不過是用甚麼態度繼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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