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客出現在關閘及拱北口岸近三十年。水客們的交收貨形式是以點到點的形式進行貨品交易：在水貨店付出自己的金錢購買水貨後帶往內地指定的店鋪進行交收，以賺取兩地貨品的差價。帶貨所賺的價錢視乎貨品的過關難易程度去定，因此，有水客為了多賺一點，會願意帶一些高風險的貨品過關。
誰是水客
八十年代，中國內地的人紛紛移民到港澳，希望找到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這些內地人多來自廣東和福建，其中80%是十五至二十九歲的年輕人，而且多數是非法入境者。
當時港澳正處於製造業蓬勃發展的時期，製造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且沒有學歷的要求，因此多數的內地移民進入工廠工作。
九十年代中後期，製造業開始衰落，本澳的工廠陸續遷往內地及鄰近地區發展，本地製造業規模持續萎縮，低技術工人成為了解僱的對象。社會上出現了一批失業大軍，當中包括內地移民與本澳居民。
踏入新世紀，澳門賭權開放以後，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主要吸納對象以年輕人為主，因經濟結構調整而失業的人士已到達中壯年，他們在身體勞動上，亦開始步入老年期，難以轉向服務業。與此同時，政府大量輸入外勞；黑工等問題亦隨之而來。而在這群失業人士中，有能力適應轉變的人，可以成功得到就業機會，繼續在社會中擁有一份正職，並能維持自己的生活。但不少人就算有一份正職，也是一些薪水較低微的工作，工資大多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加上物價日漸高漲，需要從另外一些渠道賺錢去幫補家計。北區是基層人士的集中地區，因離關閘較近，所以最方便他們賺「外快」的工作就是加入「水客」行列。
過去，從事水客的人士多為一些失業、在職貧困的低收入人士，做水客只是幫補生計的權宜之策。但現時，我們見到的水客，除了老年那一班多是本澳居民外，其他多是外地較為年輕或中年的勞工。近年一些在本澳工作的外勞，及其持有多次往返證件的家屬，疑利用工作之便，加入水客大軍，賺取外快。該批人平均每月出入境一百次以上，大多數人日均過關四至八次不等。
不同時期澳門水客所攜帶的水貨
八十年代初、中期，水客多數在澳門收集舊衣服帶到珠海高價出手，當時海關對攜帶衣服的件數有限制，水客就儘量將衣服多穿在身上過境，曾有水客一次過關穿十七件衣服的例子。
八十年代末期，水客主要以帶洋酒、洋煙、小電器和彩色膠片等為主。
九十年代則是以傳呼機、手提電話、春藥以及洋煙洋酒等為主。二十一世紀，除了洋煙洋酒外，則以數碼相機，手機，筆記本硬碟之類的高科技產品為主。
總括而言，水客所帶的貨物一般以差價較高者為導向。
本澳水貨店的空間分佈
水貨店一般位於關閘一帶，位於關閘的華大新邨第一、第二和第三街的一些店舖成為水客的取貨點。這些店舖在櫃檯陳列產品，包括大米、餅乾、糖果、煙酒、洗衣品、罐頭食品、奶粉、紙尿片等，款式衆多。
水貨銷售點主要集中在關閘附近的電話街。而在電話街的小巷裏，有很多水貨店，為水客提供貨品；另外，還有一些空置的商場，為水客提供一個從內地帶貨返回澳門的交收地點。
根據觀察，在電話街左旁｜即華大新邨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聚集的都是一些年紀較大的水客，他∕她們選擇的走水物品是一些成本和風險都較低的食品或飲品；而在電話街右旁｜即江南大廈中的水客相對都是一些較年輕的人，其衣著光鮮，主要走水的物品都是一些成本和風險比較大的日用品。而水客的類型中多以中年女性為居多，當中亦夾雜著殘障和老弱人士。
關閘水貨店附近地舖的澳門華人基督會鄧姑娘在受訪時，分享了她對水客帶貨業的一些生動觀察，她表示，約在五、六年前，每天在教會門前經過的水客較現在為多，在水貨店關門前的一小時，更是帶貨高峰期，因為以前教會兩旁都有三至四間的店舖都是水貨店，每到最後時刻，水客們排隊排到教會門口，趁著水貨店關門前趕著走最後一轉，甚至有水客連店舖名字也不看，就衝進教會詢問還有沒有貨可帶，聽說當時水客走水貨一個月可以賺取約一萬五千元一個月。她曾看見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把一條煙紮在腳上帶返內地賺錢，也看過跨境上學的高小學生帶紅酒（水貨）。
新例實施後的最新情況
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起實行的內地「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明確規定偷逃稅額較大或一年內因走私被給予兩次行政處罰後又走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處稅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在實施新例前，約有五千名本地水客往返珠澳兩地，其中一千五百人較為活躍，這些水客以螞蟻搬家方式，替人攜帶各式各樣日用品水貨賺取報酬。
內地五月初實施新例後至今，來往關口時，已經難以看到水客的蹤影，可見政策對水客起了很大的阻嚇作用。水客行業的暫時消失，澳門低下階層的貧窮問題會否更加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