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生命的關鍵決定: 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1]《在生命的關鍵決定: 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Critical Decisions: How You and Your Doctor Can Make the Right Medical Choices Together） 作者彼得．尤伯（Peter A.Ubel）是一名醫生、行為科學家、醫院的倫理顧問。一書中，作者彼得．尤伯在封面介紹中提及核心問題，為何即使經過「病人賦權革命」（patient empowerment）的洗禮，在強調病人自主權的今日，患者仍常問：「醫生，如果你是我，你會選擇哪一種？」又或者「如果說我才是決定治療方式的人，那麼請問你去讀醫學院做什麼？」
究竟從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病人賦權革命」到今日，醫患關係是否有實質改善？醫護人員是否老大嗎？病患的角色還只能是被動接受？
作者在書中的序如此陳述，「病人賦權革命」帶來這樣巨大的轉變，不再是「醫生說了算」或「聽醫生的準沒錯」。病人也成為決定者，而醫生則成為「提供資訊」的角色。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一種疾病可能有數種不同的治療方式，在新型態醫患關係中，醫生的職責不是告訴病人「該怎麼做」，而是告知病人各種選項的優缺點，讓病人自己做選擇。
然而，作者又再次指出核心問題：原來這場革命並不能為病患作出適合自己的醫療決定。究竟那裡出錯？
書中以一九七五與一九九五的醫療事例對話，凸顯這場「革命」的意義。於一九七五年，即使貴為美國總統夫人貝蒂‧福特（Betty Ford）在面對醫生時亦只能「聽話」、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接受自己的乳房切除。書中提及Betty Ford在其外科醫師從她的乳房取下一塊組織，做了冷凍切片，事後外科病理醫師證實她罹患了乳癌。當醫生認為她的診斷與治療需要「即刻進行」，也就是在同一天進行切片與乳房切除，不要等麻醉中的第一夫人醒來討論切片的結果。於一九七五年的美國，不存在所謂的倫理顧問，任何治療方式與與病人的價值觀無關，醫生更沒有詢問病人意見的必要，而醫生所做的決定都被認定為病人好。然而，二十年後的美國，一位女性病患也被施予全身麻醉，躺在手術台上。開刀前，醫生在看放射照片時以為切除腫瘤不會影響到病患的發聲功能。在患者喉部挨了一刀後，醫生才發現這項手術肯定會讓她失去說話能力。此時的醫生反問，若患者要是知道手術的後果會讓其無法說話，是否願不願意挨這一刀。於是，醫生緊急召來「醫學倫理顧問」。
作者彼得．尤伯在其書中指出，在新型態醫患關係中，醫生的職責不是告訴病人「該怎麼做」，而是告知病人各種選項的優缺點，讓病人自己做選擇。
的確，這場「革命」使到醫生的角色有實質改變，不再唯我獨尊，亦不能打著為患者好的「旗號」，漠視病人的價值觀以及自主。然而，為何在「賦權」數十年後的今日，患者仍未能作出適合自己的醫療決定？作者給予答案：因為醫患間的溝通障礙並沒有掃除，故患者無法提問、亦難做出決定。
這些長久存在於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障礙，包括醫學專業名詞、數據、無法想像的各種治療方式、無法理解的風險與副作用，全都是造成病患無法選擇、決定的因素。故此，作者為醫生與病人提出一套排除溝通障礙的工具，讓醫生與病患能「一起」參與醫療決定的決策過程，病人下決定時能有憑有據，醫師的說明可以讓病人更易瞭解。
在澳門病患有能力提問？自主可體現？
然而，今天澳門病患是否有能力提問？病人的自主權又如何？台灣已有《病主法》讓病人自主權進一步體現，而香港於二〇一九年為「預設醫療指示」的立法進行了諮詢，反觀澳門在有關方面則未見實質進展。就體現自主方面而言，現時本地的病人與七十年代中期美的病人似乎相差無幾。在澳門，末期病人仍未賦予「法定」權力來選擇最後日子如何渡過。而設立「預設醫療指示」方面，更未見特區政府提及路線圖及時間表。
另一方面，澳門醫護人員的角色又如何？他們有否以良好的溝通技巧，誘導病人抒發個人的價值觀和對治療的取向，以病人為中心，提升病人自主？正如，個別受訪者所言，遇到好醫護人員要視乎自己是否夠好彩。
註解
| ．1 | 《在生命的關鍵決定: 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Critical Decisions: How You and Your Doctor Can Make the Right Medical Choices Together） 作者彼得．尤伯（Peter A.Ubel）是一名醫生、行為科學家、醫院的倫理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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