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務委員會去年開會，進一步探討本澳「預設醫療指示」的未來政策方向及相關工作規劃。一年過去，「預設醫療指示」仍未有最新消息。本澳護理研究者譚瑰賢對目前推行「預設醫療指示」有保留，原因是本澳整個醫務人員隊伍仍需提升對「預設醫療指示」的認識。她認為，如果未建立好的基礎就推出法律，擔心會帶來「一些危險」，「起碼所有醫療人員都知道預設醫療指示是甚麼、功能是甚麼（才去推行），這是基本的門檻。」相對推行「預設醫療指示」，譚瑰賢又認為先在本澳院舍推動「預設照顧計劃」更為適合，效果更佳。
整個醫療人員隊伍需理解
預設醫療指示
譚瑰賢稱，本澳欲推行「預設醫療指示」，缺乏的並非民眾的理解，「當然他們理解最好，對病患及家人而言都會得到最好的選擇，但最重要的是，整個醫療隊伍對預設醫療指示是否理解，以及他們是否願意支持、願意同家人溝通。」
既然「預設醫療指示」未能一步到位，還有甚麼適合在澳門推行，以病人增加權益？譚認為，在院舍當中可以推動「預設照顧計劃」，而本澳已經有相應基礎，相信只要在院舍當中進行組織及整合就可以推行。「預設醫療指示」當中的決定亦屬「預設照顧計劃」裡面的項目，而計劃中所包含的過程更長，例如包含病人希望體現的價值、想在甚麼地方被照顧等等。
譚瑰賢認為先在本澳院舍推動「預設照顧計劃」更為適合，效果更佳。
據香港的經驗，「預設照顧計劃」是病人與醫護人員、家人及照顧者進行溝通討論，當病人患末期及持續惡化疾病，並喪失能力作醫護照顧決定時，選擇怎樣的照顧對病人而言是合適的。
香港醫院管理局二〇一九年推出的《預設照顧計劃指引》，「預設照顧計劃」强調的是溝通過程，過程完成後，有行爲能力的成年病人可選擇簽署預設醫療指示，以記錄不接受某種維持生命治療的預前決定。該計劃表格則是用來記錄溝通過程、病人的願望和價值觀、以及對醫療或個人照顧的意向。
精神上有行爲能力及知情的病人可通過計劃，表達其價值觀、信念和願望，表達本身對未來醫療或個人照顧的意向，作出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包括「不作心肺復甦術」)的「預設醫療指示」，委托一名家庭成員作為主要聯絡人，以便日後作諮詢。計劃的好處是不用讓照顧者獨自承受作決定的負擔，病人和家人關係更緊密。
「很多長者在生命最後幾個月的時候，在院舍及醫院之間來來回回，過程奔波。」譚瑰賢舉例，不是每間院舍都有駐場醫生，很多住院舍的長者，在人生最後幾個月，當遇上病痛就要去醫院。加上疫情之下，家人認為遇上發燒、傷風、感冒，都會立即要求送長者到醫院。若院舍能推出預設照顧計劃，就可預先詢問長者最後的日子想在哪裡被照顧，甚至在哪裡面對死亡。
她提到，腎衰竭病人，如果選擇「洗腎」（血液透析）就不能回頭，可能一個星期洗三次、每日洗四小時，病人難維持生活質量，如果知道有預設照顧計劃，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選擇洗腎。
預設照顧計劃
更多關顧個人價值
「預設照顧計劃」亦會問病人最後的日子，會有誰想在身邊，病人在乎甚麼。」譚瑰賢稱，該計劃更多的是關顧個人價值的問題，而不單只是醫療決定，例如病人想有寵物在身邊陪伴，如果醫療機構有能力、有資源，家人亦認為重要，就可以安排去滿足病人的願望。
「現時人的進程很醫療化，甚麼都是醫、醫、醫，但人不只是得一個面向，除身體健康外，亦有很多心理需求，包括是否想有兒女在身邊，這都是人的價值，但（事實上）很缺失，尤其在最後一段日子的時候。」
譚瑰賢亦提到，如果本澳每一間病房都能提供紓緩治療，對推行「預設醫療指示」而言則是最好。她介紹，紓緩治療最初在英國推動，一直發展下去，除了為不能以任何治療逆轉末期病的病人提供服務外，慢性阻塞性肺氣腫病（COPD）等疾病亦可以提供紓緩治療，及早介入。當疾病進程嚴重，病人可能遇到很多身體（呼吸困難）、心理癥狀問題，亦會造成社交隔離（無法外出買餸等），在藥物及非藥物的治療上，紓緩治療能關顧病人的需求。
護理研究者譚瑰賢。
根據香港醫院管理局介紹，紓緩治療服務旨在為患有危疾重症的病人和家屬提供身體、心理、社交和靈性的全人治療，透過跨專業團隊，包括醫生、護士、醫務社工、臨床心理學家、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以綜合服務模式為病人及家屬提供適切的紓緩治療服務，目的是改善其生活質素和協助病人更安詳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她指出，目前很多癌症都有得醫，但治療過程要注射化療藥、進行放射治療，過程會令病人出現難進食、嘔吐，疼痛等癥狀，紓緩治療可介入協助，「主要是提升生活質量，不是接受治療就要受苦，而是要令病人在治療過程當中『冇咁辛苦』。」
醫療需具備紓緩治療概念
以往，很多人都認為紓緩治療屬專科，譚瑰賢指出，目前每個科室，內科、外科、急診、手術室，都有人受苦，紓緩治療不應只是專科，而是每個科室都需要有相關醫療人員，又或每個醫療人員都需要有紓緩治療的概念。
「醫療團隊有基本常識，見到人受苦，都想為病人做一些事，所以每個人心中都有紓緩治療的概念，只不過是他們懂不懂去運用現有的資源、環境去發揮，令到人能減低痛苦。」她發現，澳門醫院的臨床工作較忙，很多時都只能專注在操作上，只有較少的時間同病人相處，這是環境上的限制，「是否每個醫生都願意，有勇氣，去學習有甚麼止痛藥，能應用在一些較末期，疼痛嚴重的病人身上？這在澳門來說都是頗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