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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賀一誠於11月就施政報告回應議員提問時表示，文化局的文化基金與文化產業基金將合併為自治基金「文化發展基金」，政府現正制訂相關內部規章，希望明年（2022年）1月 1日起開展有關工作。
對此，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理事長莫兆忠認為，本身資助制度是需要改革，而對於今次兩基金合併後的藝文發展，要視乎政府如何看待「文化」與「文產」的差異與各自的社會價值。他又認為，不能純粹說用行政作切入點去改革就不好，「前提是它（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態度是甚麼？」
政府：重新整合自治基金
政府於上月宣佈，將「文化基金」與「文化產業基金」合併成為「文化發展基金」。據政府的新聞稿表示，其目的是「為推進公共行政改革，落實優化及重新整合自治基金的政策」。基金將統一負責資助文化藝術領域的活動和項目，包括：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支持保護文化遺產、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和支持企業發展文化產業等。基金屬具有行政及財政自治權的公法人，由社會文化司司長監督，其組織架構與原來文產基金的設置基本相同，包括設有信託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和監事會，附屬單位由一個廳和四個處組成，較現時的文產基金減少了一個廳級單位。人員方面，屬文產基金現職的人員，以及在文化局內負責處理文化基金相關資助工作的人員將轉入新的基金。」
文化產業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林韻妮在新聞發佈上表示，文化發展基金屬具有行政及財政自治權的公法人，由社會文化司司長監督，其組織架構與原來文產基金的設置基本相同，包括設有信託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和監事會，附屬單位由一個廳和四個處組成，較現時的文產基金減少一個廳級單位。人員方面，文化基金9名人員及文產基金 41名人員，將轉入新的文化發展基金。
文化文產角色不同 政府需清晰
就今次的改革，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理事長莫兆忠認為，要看兩個基金合併後如何釐定「文化」與「文產」之間的差異。「這已脫離是哪個機構去管轄這新基金，而是整個特區政府怎樣去理解文化、文產的社會價值是甚麼，它們有怎樣的分別。尤其文化的社會價值沒法用一個很絕對量化的標準去看待時，怎樣用一個相對文化的角度去看待，有甚麼專業標準去衡量……我反而會關心之後政府怎去看這事。」
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理事長莫兆忠（攝影：張銘洋）
莫兆忠有感，現時政府在講文化政策時，會「無端端變咗講文產政策」，令人擔心政府將兩者混淆，而隨着過去幾年政府大力推動文產，一些市民也會混淆兩者。「即好像是：你搞文化先，然後你成功咗就變成文產。即產業化變成一個成功的指標，但其實並不是這樣。他們是兩個不同的目的。雖然他們有很多交集的情況，但本身是兩個很不同的目的。但這幾年一直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究竟之後怎樣釐清兩件事，是重要的。文化藝術那種非數據化，或者沒那麼容易從量化角度看到它的成效……就像教育，你不會把它當成一個賺錢的機構一樣。」「文化工作簡單來說是人文素質上、心靈上（的思考）。如從政府政策來說，其實和社會和諧很有關係。但這方面未必真的能成為一些產業化或可重複生產、量化的產品，或有產值可以給你去衡量。」
「如果政府在它的政策推行上沒搞清楚，市民大眾都可能會混淆，文化工作者自己也會搞不清楚，好可能亦都會被牽住鼻子走，做不了自己最獨特的作品出來。」
「以工代賑」由上而下 為政府服務
事實上，除了兩基金合併，近年文化範疇的施政有不少改動。2021年，文化局的「文化藝術學習資助計劃」變成由「學生福利基金」負責整合管理，「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也加設了新要求：被推薦者須是由2022年度開始計算、未曾獲此計劃資助累計滿三年的人士。莫有感，這些或為澳門藝術發展前景添上不明朗因素，一些年輕人或會因而對入行卻步。但在疫情下，政府也有「以工代賑」，為藝術工作者帶來工作機會，市民也能在社區接觸藝術？對此，莫兆忠認為：
「首先我覺得文化藝術本身最可貴之處，是它有自己的自主思維，即它能有一種獨創性，無論是表達形式，或對主流思想的疑問，無論當代藝術也好，古典詩詞也好。杜甫也不一定歌誦，他也會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我不是說深度遊那些沒作用，當然它有一定的推廣作用，但它（的制定）是由上而下的，無論演出地點、週期或內容的方向，其實已有一個政策推行的大方向。團體只是在這方向去提供一些製作。這只可能算是其中一個在疫情之下、覺得要給市民在日常文化生活中有些補充，但這不是藝術家或藝術團體的首要目標。」
「如果政府不停地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然後叫團體去承辦或投標時，整個城市的文化藝術發展的方向是否太過一致？藝術的多元性、藝術創作的那種自我和創意又去了哪裡呢？我會思考這個問題。即有多少真的能交出真是創新的一些思維？我會擔心會變成為了生存，要爭取很多這些資源時，藝團有多少時間給自己真正想發展的空間呢？當然如果藝團的發展空間就是深度遊，也OK，但不會每個藝團都是這樣。」
文化局（資料相片）
文化範疇施政改動多 與民間溝通少
莫兆忠又覺得，政府和民間之間的溝通不足，令民間藝術工作者對前景只能觀望。例如在2020年疫情期間，一些戲劇工作者辦了集思會，跟文化局也曾見面，「文化局說都希望之後定期多點聽取民間藝術工作者的意見，但一年過去了，然後做了很多政策上的改變，例如『文化藝術學習資助計劃』取消了，『文化藝術管理人才計劃』變成（被推薦人）三年後就不可以再申請，資助制度等等的改變。其實中間有哪一樣真的有聽到，或跟民間的文化藝術的社團、藝術工作者有公開地討論過？唔見的，對。這會否以後都是這樣？我都會去思考這問題。」
他有感，現在有一種氣氛是政府在釋出訊息：政府已無法再繼續不停投放資源，業界要汰弱留強。「我覺得現在有一種這樣的氣氛，而那種汰弱留強的方式是很殘酷的。不是說你對你的藝術技能或思想深度有幾高而可以留低，而是你懂得怎去找資源、懂得怎在現在的政府資助政策裡求存，就會變成強者。是否這樣呢？或者對我來說，我不太樂觀。即在這樣的情況下，協助一些主旋律去發展的活動才會找到更多的生存空間，或必須變成一些完全切合大眾化需求的文化演藝活動。」
莫認為，藝團和藝術工作者在這大環境下，要想清楚自己發展的方向或之後的製作模式。他有感，藝術工作不免受很多政策上的改變影響，但不停在「政策資助多少」、「唔資助或資助」的問題上糾纏得太多時，會頗消耗藝術工作者的精力，而少了很多時間去想究竟自己想做甚麼。「過去十年好像是一個相對較好的、可以讓你擴大規模，甚至增加製作資源的十年，但在有疫情之後，整個社會的經濟環境已不同的時候，怎去訂定之後藝術、每個團體、或藝術工作者對前景的想像……我覺得亦不要給一個澳基會、文化局的政策牽着鼻子走，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才可以在政府的改革政策下提出到你真正的需求。」
他坦言，近年不論是資助政策，或一些部門對文化藝術的態度、社團的關係，「其實沒有穩定過」，而那不穩定也牽涉到政府內部的改變非常快速、差異似乎頗大。而在這不穩定之下，藝術工作者自己要能夠提供足夠的理據、需求。「雖然不能完全改變，但起碼有一個撞擊，以及讓制定政策的人看到——其實不是你制定了的政策就是絕對的，是在和這政策的用家有互動的關係。這才是一個較健康的做法，而不是我們只是等待一個政策制定，我就追着這個政策去做我們要做的事，那關係本身不是這樣的。」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