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博彩牌照批給即將在2022年到期，政府在上(9)月中終於「突襲式」公佈「博彩法」修法諮詢文本，即時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博彩稅作為澳門政府「最大份」的收入來源，受到疫情的衝擊，外來旅客大減，澳門產業單一化的問題被徹底地暴露。澳門政府多年來的發展多元產業似乎只停留在「喊口號」，難見起色；而新推出的橫琴深合區方案亦難以在短期內有成效，不少人開始擔心，澳門靠「存糧」還能撐多久？對於可能面對重大劇變、且有可能影響整體社會的博彩業，市民又能否有期望或「有say」？
不少人擔心現時博彩業的發展規模或只是「鏡花水月」。
從「一家獨大」到「六大」：澳門博彩業發展歷史
澳門的博彩歷史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紀開埠初期，有不少中國內地建築工人、碼頭工人來澳，當時岸上已有不少賭檔。鴉片戰爭後，香港逐漸取代澳門成為新的貿易港。澳門貿易地位衰落，當時的澳葡政府為增加稅收，在1847年宣佈澳門博彩業合法化，「賭餉」在此時已經成為澳門的主要稅收來源，用以支持澳葡政府的統治。
澳葡時代，政府對於博彩業缺乏監管，官員貪污現象氾濫，且賭業大亨和澳葡統治階層往來憧憧，同氣連枝。二十世紀30年代起，澳門的博彩業採取專營制度，先後由以霍芝庭為首的「豪興公司」（1930）、傅德蔭（傅老榕）和高可寧的「泰興娛樂總公司」（1937），以及葉漢、葉德利、何鴻燊、霍英東合組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1961，簡稱「澳娛」）專營。其中，「澳娛」專營時間長達40年。（郝志東，2019）
「一家獨大」的壟斷式局面在澳門回歸後發生了改變。2002年，博彩經營權開放，澳門特區政府將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權批給原「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新組成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銀河)及「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永利)。
博彩業發展為部分的澳門人生活帶來改變，傳統街市仍是不少人市民首選的購物點。
同年12月，特區政府又與「銀河」修改合約，以「轉批給」形式允許「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母公司為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獨立經營賭場。「副牌」先例一開，其他公司爭相效法：澳博將賭牌拆分給「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美高梅，由何鴻燊女兒何超瓊和美國美高梅合資）；「永利」分拆副牌給「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亞，由何鴻燊兒子何猷龍與澳大利亞PBL公司合資）。由此，本地博彩業形成「三正三副」，實際上有「六大」博企的局面。
「賭權開放」使得國外資本尤其是美國和澳洲賭業大亨得以進入澳門，本地博彩業在回歸後逐步走向國際化；同時，時任特首何厚鏵在其2001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政策；博彩業在有了充足的發展條件，再加上有直接政策的推動，一躍成為澳門的「龍頭產業」。
大大小小的賭場充斥澳門城
事實上，現行的第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中許多制度都脫胎於澳葡政府時期制定的法律，當中雖有對「賭牌」數量有所規定，但對於每一個承批公司可以開設多少賭場數目，則是沒有任何限制。（王長斌，2019）
2004年，伴隨著「金沙效應」，澳門的娛樂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大大小小的賭場和由外地來的賭客「塞滿」了澳門這座小城。時至今日，據澳門博監局統計，截至2021年第三季，全澳共設有42間娛樂場。其中，「澳娛綜合」23間、「銀河」6間、「威尼斯人」5間、「新濠博亞」4間、「永利」及「美高梅」各有 2間。
需要關注的是，上述的42間賭場中，事實上有為數不少賭場並不是由6大持牌公司運營，而是博企「借牌」予第三方投資人以類似特許加盟模式經營的「衛星賭場」。現行的法律制度中，政府的監管只限於持牌公司，對於「衛星賭場」業者並沒有相應的法律規管，不僅構成監管漏洞，造成隱患，這種「借牌」的形式更似與「博彩由政府批給」理念不符，而引起不少爭議。（王長斌 ，2019）
「一業獨大」與「一源獨大」
不利推動多元化
博彩業蓬勃發展，在2008年，澳門的博彩收入達到13,728.2百萬美元，已經超過美國拉斯維加斯和整個內華達州。（王五一，2019）博彩收入成為澳門財政收入來源的最大主體，現時澳門對博彩業實行固定稅制，6大博企需要支付的稅額為其賭博總收入的35%，如此高的賭稅為澳門帶來了十分可觀的「賭收」。「據官方數據，2019年全年賭收為2,924.55億澳門元（下同）。但由於疫情反覆，本地的旅遊博彩業嚴重受挫，2020年全年的賭收則為604.41億元，按年下挫79.3%。」
不少本地人常到賭場內商店購物及享受美食。
雖然博彩業帶動了相關的產業如建築、房地產，酒店、餐飲、零售業更是生意興隆，會展文化娛樂活動亦相應增加，但是，這樣「一業獨大」的形式變相是壓榨了其他企業的發展，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空間，導致澳門的產業結構呈現極度的單一化。
隨著2003年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作為附件的「港澳自由行」簽訂實施，中國內地逐漸取代鄰埠香港成為澳門博彩業最大、最穩定的客源市場；同時因為澳門的對外交通和內部措施的不足，使得該行業難以開拓到非華人客源，這導致在2008年內地收緊「自由行」政策時，博彩業2008年下半年收益下跌。
另外，澳門娛樂場的「貴賓廳」（VIP room）更是極度依賴內地客源。據2016年公佈《澳門幸運博彩經營權開放中期檢討：經濟、社會、民生影響及承批公司營運狀況》（簡稱：「中期報告」）指出，多年來澳門有60%到70%的博彩收入都來自貴賓廳。又指，貴賓廳的豪賭客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四分之一是政府官員，四分之一是國企老闆，三分之一是私企老闆。
「貴賓廳」體系是澳門博彩的一個獨特的現象，貴賓廳的盈利往往遠超中場。「貴賓廳」的形式與「衛星賭場」類似，即博企將貴賓廳批出給非持牌公司的第三者去經營，雙方按照一定的規則分成，不同的是，貴賓廳在法律上有相關的制度，即「中介人制度」。「中期報告」中說明：這些中介人（賭廳廳主）負責組織賭團，或利用「疊碼仔」（和賭廳廳主合作、為廳主服務並獲取報酬的人）來拉客賭博，並向賭客發放信貸，賭場則負責提供荷官、場地和其他後勤支援。
簡而言之，這種經營模式極度依賴內地豪賭客，使得貴賓廳和娛樂場的收入受到內地政策和經濟的影響極大。近年內地加大打擊跨境賭博力度，更在2021列明相關刑罰，此舉被視為進一步扼殺貴賓廳的生存空間。此外，有不少博彩中介人反映，因缺乏法律支援，境外賭債追討困難，導致貴賓廳出現許多壞帳、呆帳。而中介人為了追討境外的賭債，只能依賴其下線或是民間債務公司等，當中或涉及一些非法行為。
澳門政府亦明顯感覺到危機，但多年來所謂的「推動多元發展」卻似乎只是一個口號。隨著新冠疫情的出現，將澳門的「一業獨大」與「一源獨大」弊端暴露無遺，稅收直接「插水」。
賭場燈光璀璨，不少市民投訴造成光害。
華麗背後的社會問題
不容置疑，藉著博彩業的發展帶動旅遊業和本地經濟，更被稱為「東方拉斯維加斯」。但是，凡事有利也有弊，在博彩業壯大的同時，亦伴隨著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最顯而易見的就是犯罪和病態賭博問題。有年長的澳門居民陳伯在受訪時表示，他認為賭場出現後，澳門不乏病態賭徒，「不少人賭到家破人亡」。另外有各種圍繞博彩業而衍生出的違法行為和犯罪活動，如放高利貸、恐嚇，甚至色情行業。他續稱，雖然現時比較過去情況有改善，普通澳門市民更多用「工作方式」去看待博彩業，但他認為有關問題仍存在，不能視而不見。
自賭權開放起，因應博彩業快速發展，使得其在短時間內急需大量的勞動力，而其高薪、低學歷的要求、加上政府只允本地入從事該職位，導致澳門社會出現大量未畢業的高中學生紛紛輟學進入娛樂場工作。但是，娛樂場全年無休，前線員工均需24小時輪班工作，其中荷官作為賭場運營的重要職位，儘管薪酬、福利高於其他行業，但其工作強度高，且內容重複、沈悶，缺乏晉升機會，且他們需要每日面對賭客，屬於高情緒勞動的服務性行業，博彩前線從業人員身心健康在近幾年開始引起社會的關注。
再者，特區政府為配合博彩業發展，開始引入外勞補充勞動力。雖然政府有制訂相關措施保障本地僱員的就業和勞動權益，但是因外勞群體的大規模湧入，客觀上導致本地人就業競爭加大，工作機會相對減少，於是引起本地人的強烈不滿，反外勞情緒不斷加劇。社會上針對「外勞問題」的遊行不斷出現，多次在「五·一」期間發動遊行，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2007年勞動節遊行，有警察在遊行示威期間朝天開槍，並使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事件轟動一時。
而為了減少博彩業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澳門政府自2009年起開展「負責任博彩」推廣活動，修訂和完善法律，將准許進入娛樂場的最低年齡由18歲提高到21歲，以及在賭場設立禁煙區等等。但是似乎大家對於政府的措施並不是全部都買單，有意見認為政府的「負責任博彩」，並不是政府做好監督工作讓博彩營運商負起責任，而是更多將負責任博彩的目標指向「賭博者」和其親友，情況如同「醫生不作為，而讓病人給自己治病」。（郝志東，2019）
另外，亦有人認為當局的對於賭場的監管制度不到位，使博彩業存在各種灰色地帶；亦有聲音指娛樂場的興建，涉及土地資源不公分配，破壞澳門世遺景觀。娛樂場區長期「燈火通明」，造成嚴重的光污染。事實上，博彩企業早已經和澳門的發展完全綁定，並滲透到澳門選舉政治、公共政策、文化、教育、城市規劃等各個領域當中。
博彩業未來何去何從？
市民有期望或「無say」
近來，在當局公佈博彩法修法諮詢文本後，有關於澳門博彩業發展、賭牌數量等等的討論變得愈來愈多，究竟澳門博彩業下一步將會如何走？
學生Emily表示，澳門雖是靠賭業起家，但感到現時有「妹仔大過主人婆」之感。她認為，政府應該加快發展其他產業，例如推動落實文創產業，「話搞文化產業，但發展速度好似好慢咁，可能都係澳門平台太細啦，冇咩空間，希望大灣區之類都可以搞下文創之類，我相信係呢一代嚟講係有市場都必要性」。
市民Linda就認為，隨著政府修改有關博彩業的法例，可以預見賭牌或會減少，這對於花了重金的六大博企來說，影響甚深；若無法續牌，首當其衝的定必是就業於博企的澳門居民，以及周邊行業，這對澳門整的經濟發展將會造成很大程度的打擊。
她又坦言，對於博彩業未來的發展，澳門人其實「無say」，這是國家的政策，亦牽涉到複雜的國際關係，而自己作為小城的一份子，實在無法看清博彩是否能在澳門繼續發展，是否能繼續為澳門創造從前的經濟成果。
葡京曾是澳門最具規模的賭場，亦是本地賭業的標準。其後建的新葡京代表博企澳娛綜合另一發展階段。
Gaming 或Gambling，
澳門人「賭」一鋪？
無可否認，靠著博彩業的發展，澳門從小漁村變身為今時今日的國際性都市，但是社會發展亦伴隨著社會成本的消耗。在巨大的經濟效益之下，在光鮮亮麗的背後，暗流湧動，許多社會問題不容忽視，在澳門貧富懸殊、住屋問題等等遲遲未得到解決，少部分人的生活更是難以保障。在疫情之下，澳門產業單一，失業率創下新高，政府多年來說的多元產業似乎只是一個口號，而橫琴深合區未來能帶來什麼我們暫時仍未知，今次博彩修法會對澳門博彩業帶來怎樣的變動？
不必諱言，澳門早就被外界標籤「賭城」，博彩業似乎從一開始就已經帶有一定的「非法」色彩，儘管我們一直將它稱為「幸運博彩」，而英文詞彙上亦用「gaming」而非「gambling」。但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我們，身處在這種「矛盾」的繁華當中，種種偏差，或多或少地積累了我們對於博彩業、甚至對於澳門的「複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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