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的這個時勢這個「愛」字愈來愈叫人沉重!明顯的尤其以近期兩宗事例為甚。
其一,權力者以自行製作但公眾事先不知的「愛國者」標準,禁止民主派參選立法會直選,並由此令部分市民失去了選擇權——這狀況顯示澳門人已經很少的政治權利再被進一步削減!對於選管會的「2021年DQ」案,讓人們質疑《基本法》所明文規定的是否在新時代已經模糊不清了。
第二宗,因為高呼愛國卻凌駕現實須防疫之上,以「愛國教育」為由,濠江中學舞蹈團七月到西安交流活動,然後將新冠病毒帶入澳門社區,導致澳門街要首次全民核檢——又因為特區政府安排失當加上雨天,而造成「倒瀉一蘿蟹」狀況,十分困擾市民亦辛苦了前線人員。事件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可謂是鬧爆了濠江中學及政府。
面對社會的批評,濠江中學校長尤端陽沒有開記者會卻只係對官媒「解畫」、向公眾致歉,但沒有承擔責任。
而其將責任推卸給國家衛健委及澳門教青局的做法,更激起人們的怒火。當中,在網上流傳陳瑞祺永援中學早在六月的一則通告:「本校因應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之防疫建議,為保障學生的健康和安全,配合特區政府最新防疫措施,減少人員跨境㳘動,為此,學校取消本年所有『認識祖國,愛我中華』行程」。
怎麼,永援與濠江對教青局的「建議」/「指引」有不同理解?但實際上,從永援通告及尤端陽解釋說法,就見到一個關鍵的要素。永援的「為保障學生的健康和安全」,尤端陽的「交流團是每年恆常的愛國教育」,這兩個不同理由正是反映出不同的價值觀,永援表現出作為教育機構應有人文關懷,濠江則以所謂的「政治正確」行先——但結果卻導致澳門非常混亂狀態,又是什麼的「愛國愛澳」?結果在防疫緊張時期,無論對國家和澳門特區都「添煩添亂」。
毫無疑問,澳門本身社會價值認同愛國,且澳門人那份愛國情懷頗濃厚。然而,正常/理智的社會,愛國的作為不應泛政治化甚至變成收緊市民權利和自由的「藉口」,更不能用作打壓不同意見者的「工具」。事實上,每個人對愛的表達各有不同,對國家和政府提出批評意見,希望執政者做得更好,中華民族走向更大進步,這其實亦是愛的一種表達方式。再者,愛國理應是純潔/自然的作為,不能做成刻意地、甚至走向極左表現,卻為著謀取個體利益的「包裝紙」。可是,現在時勢令人感到這個「愛」的沉重,不但民主派備受打壓,且市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價值保障更似是在削減中。於是,有一種感覺,原來之前曾經有過的好已經不再矣。
說到《愛在瘟疫蔓延時》,筆者最先接觸的不是小說,而是在1989年,達明一派以此書名由周耀輝作辭的歌曲,當年的震撼感到今日卻感覺悲觀:
「⋯⋯懼怕中這地夢已失去」。
至於這小說,哥倫比亞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馬奎斯在1985年以西班牙語出版的《愛在瘟疫蔓延時》(故事時代背景於1910年代),此述及在戰亂和霍亂的背景下,一段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愛情故事。 當中,有一段句子在今日讀來也頗有感觸:「在一道清醒的電光中,他意識到自己的心靈承載不起這麼多往事的負重,他被自己和他人的回憶糾纏如同致命的長矛刺穿心房,不禁羨慕凋零玫瑰間橫斜的蜘蛛網如此沉著,雜草毒麥如此堅韌,二月清晨的明亮空氣如此從容」。處於現實的當今時勢,在筆者角度則未知,當瘟疫過去後,澳門街又會否呈現有別現在的新氣象呢?
最後,要一說的政府今次處理疫情的表現。
顯然,全民核檢的首天,坊間和網上可謂是鬧爆了濠江中學及政府。
對於混亂狀況,有必要是全面的檢討,尤其是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當中,特首請教鍾南山院士所得到的專業意見:「快狠準」!然而,實際行動上無疑很快也夠狠,但偏偏就無法做到期望的「準」。對此,相信具不少行政經驗的公務員都清楚原因何在,關鍵是在於執行能力及不同部門充滿協作。事實上,在特首拍板決策後,是否有一個司級官員作為全面協調各部門(跨司)的工作,然後各相關部門如何有效執行自己職責,尤其要注重每個細節的問題。
另外,今次全民核檢又再次發生「健康碼」故障外,還發生固網系統問題。前者,衛生當局理應需深刻檢討,「健康碼」事故不是一次了,同時,山頂醫院之前也曾發生電腦故障,但局方有沒有重視處理呢?至於後者的固網問題,政府實有需要從根源上改善本澳的電訊問題。
要強調的是,切實地認真的全面檢討,正是避免下次出錯。「天鴿」事件的沉痛,但之後政府並沒有認真地自我批評,官僚系統的積習沒改,到今次緊急全民核檢時又重蹈覆轍。可是,一眾建制議員卻稱讚政府外,更有衛生官員竟指「整體上非常成功」,真係不知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