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會中，最早訂定最低工資法規的是台灣（1968年），中國大陸於2003年也發佈了《最低工資規定》，香港的最低工資立法於2011年5月通過。两岸四地中僅剩下澳門仍未立法。
各地反對最低工資的觀點，主要是宣稱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因而必定提高失業率，特別是對「市場競爭力」較低的邊緣社群，例如青少年、老年和低下層婦女等。例如，在香港反對最低工資的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者雷鼎鳴，便曾於2008年「推算」最低工資將令「20萬人失業」，每年香港經濟將因此而「損失過百億元」。
然而，香港自2011年5月訂定每小時28元的最低工資後，整體的失業率，由2011年3-5月的3.6%，下降至2012年和2013年的3.3%，2013年5月最低工資提升至30元後，失業率也維持約3.3%的水平。換句話說，最低工資立法並沒有令香港的失業率上升。至於是否令邊緣社群的失業率上升，反對者也無法提供系統的統計數字証明。事實上，15-19歲的青少年季度失業率，於2013年5月最低工資調升至30元後，更稍微下降了0.6%。
面對香港推行了最低工資一年後並沒有出現失業率上升的現實，雷鼎鳴於是說：「香港實行最低工資只有一年，而且單只經歷經濟的擴張期，社會中積累到的結果不可能支持任何結論。若我們只是著眼於香港現在的經驗，用學術一點的語言說來，『目前仍未有足夠數據證明最低工資對香港帶來什麼影響』。香港的數據既未足夠（將來總會足夠），我們最正確的態度自是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所謂「其他國家的經驗」，雷是這樣「引用」的：「自從羅斯福總統在1938年簽訂美國第一次最低工資法後，經濟學界進行過數以百計、用不同國家、不同時段及不同方法的有關最低工資的實證研究，其基本結論與上述反對者所持的相同，即最低工資將打擊低生產力勞工的就業機會……，最低工資訂得愈高，失業的弱勢社群便愈多。……我在今年春天曾利用電腦搜尋過這個領域近十年的文獻庫，發現最新的專業研究結果又是壓倒性地支持最低工資不利弱勢社群就業的說法。這些研究的對象包括十七個OECD國家、葡萄牙、愛爾蘭、加拿大、美國等等個別國家，因篇幅關係，不能在此細述。」又說：「近十多年來新的個案研究又再確立了最低工資對就業的負面影響，我在本報也曾兩度撰文討論這些研究」。不過，雷最後能夠提出的具體例子，只是與他結論相符的Neumark與Wasche兩位經濟學者的個別研究。
英國的《經濟學人》於2012年11月24日發表的一篇有關英美等地的最低工資報導，引述一些英美的經濟學者近年的研究，指出最低工資是否會對青年或邊緣社群有負面影響仍未有定論，甚至是OECD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主流國際機構，都認為溫和的最低工資不僅無傷大雅，更可能帶來一些好的影響。而美國加州伯克來大學和麻省大學Amherst分校的三位經濟學者，於2011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Neumark與Wasche的研究結論，其實是偏頗不符現實的。他們三位引用1990-2009年的數據，得出美國不同州的最低工資的增加，並沒有導致青年失業率的上升的結論。我在另一論文章也曾引用幾份英國、美國、澳洲與香港的經濟學研究，指出於最低工資會否導致失業增加，仍未有定論。
事實上，反對最低工資的觀點所建基的，往往並非是嚴謹的實證數據，而是內容空洞、訴諸情緒的民粹式操作，包括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恐共的情緒，又把個別的故事戲劇化，誇張放大最低工資立法後的負面影響，例如聚焦於個別公司的結業、智障人士被迫縮減工時、被裁員工企圖自殺等故事。
反最低工資的套話之所以能夠不斷重複，有賴其鼓吹者的「無限彈性」，也就是從不認真地據實說理，只以空洞含糊的語詞不斷譏諷贊成最低工資者天真無知，又或斷言「專家」、「天材」已「證明」了最低工資必然引致高失業率等等。然而，正如博蘭尼（Karl Polanyi）在其名著《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指出，「如果有人試圖在〔經濟學〕文獻中尋找能解釋這些明顯事實的任何東西，他一定是在白費氣力」。而在受到挑戰及批評時，這些反對最低工資的說客，往往會採用「如果沒有最低工資，市場運作將產生更好的效果」這類未來式的詭辯，以逃避實証的檢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