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只懂得哭，全家人看電視看了整晚，成條街都是電視聲。」事隔三十年，黃東仍然清楚記得1989年這場由北京開始且影響力席捲中華大地的學運。當晚，他與千千萬萬的人一樣一直沒有睡，整晚像傻了般對著電視看直播。
「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犧牲了，這是中國民主的代價。」但他對未來仍有信心，堅信，中國未來定會跟上世界潮流。「我認為八九民運不是失敗，後來的香港雨傘運動亦不是失敗，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亦播下了許多民主的種子，終有一日這些種子會發芽，代價不會白白犧牲。」
參與「八六學潮」的澳門學生
30年前，黃東23歲。自言因為來自左派家庭，從小就培養自己十分關心國事，故此大學時期就到廣州暨南大學讀書，又坦言慶幸能在那個時代上大陸讀書，因1979至198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年以來，最自由開放、有民主成份的「黃金十年」。當年大學的開放進步氛圍，培養了他獨立思考、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
時事評論員黃東當年在廣州參與民運。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雖然不是學生組織的領導層，但黃東十分踴躍地參與學生運動。1986年安徽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質疑當權者干預基層民主選舉，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餘名學生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而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則在翌年因黨內保守派施壓而被迫下台。黃東表示，自己與另外一名香港同學是學校𥚃唯一參與過「八六學潮」的港澳人。「在胡耀邦下台後，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就上街遊行，而我們就在南方呼應。開頭我們借學生的基本權益如伙食、待遇等來回應合肥的行動，後來我們更直接去回應政治體制改革、反對官倒等議題。我們走出來貼大字報，但通常一日左右就會被撕掉。對我們來說，八六學潮讓我們累積了一些經驗。」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一眾學生聚在當年暨大的電視室收看胡耀邦追悼會的直播。「當時我就在電視室碰到我的班主任，你眼望我眼，大家都明白發生什麼事。我跟他說，這件事我不會袖手旁觀。而他就叫我保重，說想不到港澳生都如此關心國事。無辦法，這就是我的天性。這樣，我就開始參與罷課，並全程參與學運。當時我只是個基層，沒有理會組織的事，當時大的遊行我都有參與，亦有去省政府門前靜坐，做義工、派東西、搞串連。」
「空校行動」震驚港澳生
他憶述，在1989年5月中，曾經發生過兩次「空校行動」。當中，在半夜時有傳聞指坦克部隊帶著步兵在廣州城外集結，將會在早上七點鐘直奔大學區拘捕學生，許多港澳生聞言即迅速離開學校。但黃東並沒有離開，且與幾個同學寫好遺書，準備與學校共存亡。「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見證這個大時代的事，不可以缺席。不論結果如何，我們都心甘情願。當時十分緊張，連電話都有監聽。而學校上空有飛機盤旋，監視大學區的動靜，外邊亦有便衣警察巡邏。」
究竟「空校行動」最終如何？黃東就指只是傳聞，當時沒有任何人被捕，「這就有如當年北京傳過很多次解放軍要入城的消息一樣。究竟（要走的同學）他們是不是太過害怕？這就見仁見智。但我們由細到大都是左仔意識，可以說是不識死的。而當年許多人的心態，都希望這一代人可以看到中國人有實質性的改變。」
黃東仍保留三十年前在廣州參與學運時做糾察的臂章
親身上京參與民運感「震撼」
「空校行動」過後，5月下旬，黃東與數名同學赴京參與學運。他形容，抵埗後的第一印象是「震撼」：「震撼，起碼在可見的將來你都不會再見到，你也不會再見到，對上一次是文革，但那是動員出來的，而學運是自發出來的，竟在中共的眼下可以聚集到這麼多人。雖然見不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人，也看不到港澳新聞界人士，當時只是與北京的新聞界傾談過一會。而當時我們在北京只是盡過一分力、捐過一些錢，待所有盤川用盡，就在6月1日晚回到廣州。當時我身上只剩十元人民幣。」
之前黃東大概每個月或個半月回澳一次，然而自胡耀邦逝世後，他忙於參與運動，最後囊空如洗才惟有回澳。之後，北京形勢愈加嚴峻，黃東被家人經濟封鎖而被迫禁足不可再到內地，但他仍一直關注北京的局勢變化。發生解放軍武力鎮壓天安門的那個晚上，他說，當晚自己與千千萬萬的人一樣一直沒有睡，整晚像傻了般對著電視看直播，「當時只懂得哭，全家人看電視看了整晚，成條街都是電視聲。」
六四事件過後，暨南大學透過暨大同學會下指令要求港澳生回校考試，否則整個學期就沒有分數。他回憶道，他的死黨在六四後的第二日已趕回廣州，準備在廣州發動大規模的示威，癱瘓海珠橋。但他的家人卻不讓他回去，繼續經濟封鎖，他亦擔心回去後會被人秋後算帳。其後暨大通過傳媒及同學會放風，宣稱不會對學生算帳後，他才於6月20日回到學校。
「當時由參與程度不大的同學先上去觀察環境，再打電話來報信是否安全，才考慮如何決定下一步行動。雖然我不是組織策劃者，但我這種積極份子，面對分數壓力，只能跪低。」
當年對中國民主感樂觀
當年又對中國的前途有何看法？「當時會感到即使港澳回歸了也不用怕，很有希望，會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再也不是可遇不可求，甚至對鄧小平抱有很大希望。在那時來說，是看不到有任何一個人對此事是反對或反感的，廣州市民會主動地遞水遞食物，大學生始終不是錢多，很多時都是空著肚子，他們就會沿途或在靜坐時派發，就在省政府的門前坐到天黑。」
回憶當時在廣州參與民運的情況，黃東指，當時廣州民運的訴求與北京一樣，都是反官倒、要求言論自由、中國要有民主、反對新聞封鎖等。「尤其是《世界經濟導報》事件[1]。以前會覺得新聞不重要，反正是黨在控制。但那件事後，連新華社、官方媒體的記者都轉口風站在一起，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都拉橫額出去，你會覺得那種希望是十分大的。即使當年考慮的鎮壓也只是以為會用棍會拘捕，不會想到動用機槍坦克等打仗的工具。」
六四過後，黃東的心情十分沉重、鬱悶。「與當時許多人一樣，完全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結局，還有什麼希望呢？」但經過約十五年後，他開始慢慢接受這個現實。「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犧牲了，這是中國民主的代價，當然他們有許多十分無辜，但歷史就是如此，必然會付出這些代價。」 他認為，民主並非從天而降，不過亦不主張以革命的方式去改變，中國的統治集團管治了這麼久，要為其帶來撼動，必須體制內外連繫，缺一不可。
「我認為八九民運不是失敗，後來的香港雨傘運動亦不是失敗，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亦播下了許多民主的種子，終有一日這些種子會發芽，代價不會白白犧牲。」
參與澳門當年抗議北京軍事鎮壓學運的大遊行。
六四播下民主種子
八九民運成思想啟蒙
無疑，「八九」後的三十年，中國的民主之路更崎嶇艱難，但黃東始終堅信，中國未來定會跟上世界潮流，「或者我今生未必看到，但仍有信心。」黃東亦指，「八九」整場運動的和平秩序及萬眾一心的狀態，只有在五年前澳門的「反離補」運動才能再次經歷。
「雖然時空不同，但那種中國有希望、澳門有希望的感覺是一致的。沒有前面的啟蒙，五年前我又會否輕易地走出來？會有一種疑問。在民運的整個過程中，認識了許多無名無姓的人，大家一起討論國事及對時局的看法，激盪了許多火花及加深思想的層次，若你不參與大型的公民運動，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提升。既有行動，行動完後又帶來思想上的看法，促使你在行動上做更多的努力，正所謂理論和實際結合，這是一個十分好的受教的過程。」
[1] 編按：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89民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於4月19日在北京召開悼念胡耀邦座談會，4月23日以5個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談紀要，結果當日的《世界經濟導報》被禁止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