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起初時，『口述影像員』這名詞太新，別人不知道怎稱呼我們，又因為我們通常跟口述影像員一起工作，他們就會私底下給我們改了個名——『嗰兩條女』——即我們是沒名字的。我們聽到就覺得，唉，即是在說我們嗎？」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理事長Mandy大笑道。而很多時，口述影像員得到環境也不理想，令工作倍加困難。「口述影像員站在一個甚麼位置去看畫面很重要。我們有時會被安排去一些很偏遠的角落，不利口述影像員去觀賞，或附近有很多大型機器很嘈吵。這也有現實空間條件限制，但有時是他根本不知你的需要。他覺得你看到，有個位置，最重要是不會吵到他們的觀眾。有時我又想為我們自己的群體爭取最大的權益，畢竟口述影像員也需要一個有利的位置去看才能呈現節目。有時中間是會有些碰撞。」
通達服務 有助賣票？
所謂「口述影像」是「影視翻譯」（Audiovisual Translation）之一，是「通達服務」的一種。口述影像員會利用簡潔、生動的語言，將影像訊息描述，傳達給視障人士，協助他們理解其內容。口述影像員要在盡量不干擾對白、聲效和背景音樂的情況下，描述演員的表情、動作及場景等等。根據香港口述影像協會的資料，要描述一齣1.5小時的電影，撰稿階段便需要約70 至80小時。本地藝團「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2013年開始嘗試透過工作坊培訓口述影像員，為本地藝術演出、電影及展覽提供口述影像服務。發展至今，Mandy形容步伐算快，因為不只風盒子，很多團體都有開辦口述影像課程、工作坊等，亦有團體提供共融劇場等服務。但她坦言，部分人對「通達服務」的錯誤期待，讓她感到壓力。
受限於空間，口述影像員常要在「暗角」工作，有時更要坐到桌子上。©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
「不會一下子有通達服務就多了一班觀眾，這在現階段是不切實際的。它和一般觀眾培養一樣，都需要時間去累積。而且所謂弱勢社群揀選看甚麼節目，也有一些我們很難想像的誘因，例如他們怎樣出行、有沒有陪同者，交通怎樣安排，這些作為一個劇團，提供通達服務時也需要考慮，不是說『我哋提供咗喇，你嚟啦』。結果觀眾沒有來，劇團覺得好失望，『投放咗資源喎，你又唔嚟』，長遠就變成『我都係唔做喇』。」
Mandy坦言，主動聯絡風盒子要求口述影像服務的劇團並不多。「要提供這服務也需要資源，現時（資源）很緊絀，（劇團）未必會再想到要增加通達服務。」現時主要是藝術節期間，由文化局主導協調劇團與口述影像服務的配對。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雖然推動了服務的曝光，但因劇團的不了解，也會衍生另外的問題。「一來有期待的問題，他（劇團）以為會多些觀眾。二來部分劇團根本就覺得『我哋本身就好多觀眾』、「我哋都賣到票，有冇通達服務都唔係咁重要』。」
「主辦單位可能會覺得提供了這服務跟觀眾數量直接掛勾。這需要長期教育，告訴他們提供這個服務在不同層面都是需要的，也是人權。」
「我覺得藝術離不開生活，所以整件事要回歸到生活本身，回歸到我們怎去看『人』。例如失智症的朋友要來看時，我們怎樣考慮他的需要？還是他們都不會令我賣多很多票，未必會花這些資源？我覺得這些正正是我們怎去看『人』。」
受限於空間，口述影像員常要在「暗角」工作，有時更要坐到桌子上。©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
只服務「小眾」 浪費成本？
在Mandy看來，現時澳門整體的「無障礙意識」還不算強，現在的通達服務多只在藝術節部分節目，或特定某些社工局的活動才會見到，但並非日常常態。「有時政府一些宣傳片，連字幕都沒有，你叫聽障的怎麼看？這不是他們的行政常態或日常生活常態，而是很特別的活動、特別的事情、特別的人群來到，他們才會考慮用到（通達服務）。但我們的取態是，（通達服務）應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只有這樣，通達服務才有機會普及，也不會再標籤了你是視障、你是聽障、輪椅使用者……這些標籤應該要拿走，應該是所有人都可以適用。」
「它叫『通達』，是因為所有人都APPLY （應用）。以口述影像為例，不是視障才需要用。因為口述影像員可以通過語言的描述，捕捉到更多的細節。睇一場表演五光十色（節奏）很快，口述影像員看了上百次，他看到的可能比一般觀眾更多，可以豐富更多的細節，這也是另一種觀演方式。我們也很想讓更多的居民或市民知道這欣賞方式。」
但畢竟最需要這服務的只是「一小撮人」，有人會反駁：無論他們來不來，都提供通達服務，會否浪費資源？「在我們這個衡工量值的社會中，永遠都要額外的資源。做社會服務就一定要投入資源，否則就我看來，社工局很多服務都不成立。所以說要普及。如我們沒將它普及，可能最多只會十個人，分分鐘人口還在減少。但如我們令更多公眾嘗試認識使用，其實可能有機會是12、13個或慢慢更多出現。」
Mandy續指，如「特殊服務」的標籤不撕走，通達服務只會淪為一種很特殊的服務，而這服務如顯得太特殊，會把它變得更弱勢，更邊緣化。「今日有視障人士來，才考慮提供這服務，但日常行政、運作當中根本沒這系統，所以提供不了一些很深層、適切的服務給他們。只會：『噢，你嚟，我求其搵個口述影像員應付咗你。』」更不排除會隨便找個員工臨時「披甲上陣」，「但長遠，這樣的服務質素會差，使用者都會覺得未必適合自己，久而久之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非關「大愛」 是關「選擇」
她又提到，現在說起「無障礙」，很多時只會想到斜台、輔具方面，但很少提及「軟件」，例如節目時間有多長，會否有情節，例如燈光、氣溫令人不舒服等。「完全無障礙不是說有手語、字幕，就叫共融劇場，對我來說不是——視野不是咁窄。」「例如一些自閉症的小朋友，對於一些陌生的環境，他可能真的會唔舒服，有些情緒的反應。作為主辦單位，我們會否都可以考慮到這些？」「還有輪椅席的座位，為何很多時輪椅席要坐第一排？你自己買票都不會坐第一排，為何（輪椅席）是沒選擇？為何我的朋友每次跟我看戲要坐第一排抑着頭？這些無障礙不用花你很多錢或要通盤去考慮，但我們的意識有否考慮到他們的需要，或者他們的感受？這種選擇我覺得很重要。」
口述影像員介服務使用者介紹展覽作品。©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
「我覺得那不是要『大愛』，做了也不會有光環，我只是提供了選擇。」Mandy說：「我希望至少在我的範疇中。它能進入劇場，跟其他人一樣都可以平等地欣常到不同的表演藝術。而不是：『你要融入我哋』，『我哋要畀關懷你，畀愛你』。我覺得件事絕對不是這樣。只是需要一個平等的空間去欣賞同一樣的事物，對我來說已經足夠。」
「無障礙服務或通達服務不是一個關愛，而是一個怎樣看人，怎樣看自己，放大點來說是社會怎樣去看人，怎樣看市民。」Mandy重申道。「我自己也在問：藝術無障礙是甚麼？我們要怎樣去看一個人？我覺得最終是我們怎樣看這社會，甚麼為之『共融』。是否我們偶然做一兩場關愛專場，找到不同界別的人來做，就叫做無障礙？還是日常生活中很多細節都可以做到？」
「台灣的兩廳院近來就大力宣傳說自己裝修完後，會提供很多無障礙設施，例如輪椅席、通達字幕、手語翻譯，這些不是以前沒有，但以前沒有如此正式規範，納入常規地去做。這是一個好好的示範。」
「現在在香港也在嘗試推行的一種劇場——它不是專場，但買票的時候都會跟觀眾說：今場可能有不同需要的小朋友都會來到現場，睇戲時不會將燈全暗，可能有少少光，也可能較為嘈吵少少。這些都會告訴觀眾，希望令環境、氣氛令不同的人來到都是舒服。但我們不會做到這些。你去到電影院睇戲你都不會期望有人聊天，你會很反感，但我們是否可以包容？意識是否知道這社會有不同的人，有不同需要呢？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前提。不然做多少個斜台、輔具都未必會被真正使用。軟件是最重要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