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結束的「第一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中，有幾部電影幾乎一票難求，台灣紀錄片《灣生回家》便是其一，它同樣也感動了許多澳門觀眾。事實上這部片自2015年10月開始，全台灣陸續有68家戲院上映，也同樣爆滿，票房超過三千萬，甚至由於大陸禁播，有四川、上海等地的人要來台灣包場看這部電影，今年11月該片也將正式在日本公映。電影的成功加上同名書籍的暢銷（第一版已絕版，2015年再出增訂版），再加上至今為止已做了兩百多場的演講，使「灣生」這段歷史不只是一件熱銷的文化產品，還得到廣泛的談論和重視。坐在我們面前的田中實加（陳宣儒），身為整個計劃的關鍵人物，同為書的作者、電影監製並不斷到學校和社區中演講，她難掩內心喜悅地告訴我們──台灣國中的歷史教科書裡，已經把「灣生」這段歷史加進去了。
《灣生回家》電影海報
一定要把「灣生」的故事說出來
田中實加自己的家族故事，就像一部電影了。她五歲隨父母從日本回台灣生活。父親是台灣人，能說流利的國語，但她說自己的台語說得更好，因為日本的奶奶、管家和很多鄰居，都說著流利台語，她從小就跟家人說台語，但從來不知道為什麼。在一開始的時候，田中實加的人生規劃裡，並沒有「灣生」這個計劃。直至2002年，奶奶田中櫻代，還有管家竹下健志過世後，管家太太請她把骨灰拿回台灣撒於花蓮海上，她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灣生，管家是當年家人收養的台灣原住民小孩。於是，作為灣生後裔，她開始追訪這段許多人幾乎絕口不提的歷史，把他們心底的密室逐步打開。一開始是家裡認識的灣生老人來找她，然後雪球愈滾愈大，開始有更多老人來找她，意想不到的故事也更多。她出資義助老人，陪他們重回台灣的出生地，為他們尋找出生戶籍謄本，或追訪留落在台灣的親人。通過這些工作，她開始把「灣生」這段幾乎遭湮沒的歷史像拼圖那樣，通過紀錄一個一個的故事，重新連結成型。一路走來，田中實加充分感受到這工作的份量與意義，深陷其中，一做就十五年。那時候，大部份台灣人都不知道「灣生」是什麼。
《灣生回家》中的家倉多惠子婆婆，憶起16歲與弟弟在引揚回日的船上，看著逐漸遠去的基隆港，難捨她心中真正的故鄉。
影片以東部灣生的開墾故事為主
當時移民到台東與台南等地的日本人是有分別的。到台南的多屬經濟移民，到台東的則為官營移民，主要是去開墾土地的，因此不同地方的灣生有著不一樣的經歷，對台灣的感情亦不一樣。
當時，要符合「官營移民」須有多項條件。首先要變賣自己在日本的所有物業，以代表他們去台灣開發的決心，還要先存150元來台灣（當時一個政府官員每月工資只有20元），來的時候，每人身上要帶著60元，還要調查出身，祖宗三代沒有做過犯法的事，甚至沒有被鄰居講壞話，還要是農業、醫療或建築師等專業人士，審批非常嚴格。當時日本政府向國民宣傳台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城市發達之類，但其實是去台東做開荒牛。
有些灣生還記得，到達台東的第一夜，70幾人被安排睡在一個屋子裡，原住民跟他們說晚上即使聽到什麼聲音都千萬不要出去。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們發現在外面守夜的原住民都死了，沒有一具屍體是完整的，都是被野獸撕裂了的。像這部份歷史，田中實加本來都找到相片等資料，原要放入書中，但後來還是拿走了。
「西部經濟移民大部份都是從事官職或經商的，社會地位比較高；東部的移民則是一般平民，他們差不多放棄了自己在日本的所有而來到台東，野獸和颱風等天災把他們的草屋都吹倒了，於是只好往泥土裡挖，把房子建在地下，片中就有灣生回憶小時候跟豬和雞一起睡在地牢裡，被動物糞便包圍的日子。」田中實加細數灣生當時經歷，她自己家人也是當時東部的移民。
「當時移民遇到的第一個災害是蝸牛，日本人原不敢吃蝸牛，但當時沒東西吃，於是硬著頭皮跟原住民吃蝸牛。所以現在灣生回到花蓮，仍會問當地人：『有蝸牛吃嗎？』」
台東的天災幾乎一個接一個的發生。蝸牛災害後，蝗蟲災害來了，然後，有水災、風災，再之後，傳染病開始了。「有一戶人家叫片山，本來一家14人，最後只剩下5個。傳染病太厲害，居民只好離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家，搬到別的村落去。」
就是這樣，移民的房子由草屋、木屋，到後來終於建起了磚瓦房屋，好不容易才在這片荒蕪土地上生活起來，所以東部的日本移民對台灣的感情，是很不一樣的。
「當時台東的吉野村（即日本政府在花蓮辦的第一個移民村，今日吉安鄉內）是日本票選最想移民的村子，當時已發展到村內居民用的抽水馬桶，與台北和東京人用的是一樣的，那時候日本人覺得去花蓮旅遊是很光榮的事情。好了，經歷了這麼多年的艱苦日子，以為生活終於安定下來，這裡就是家了，但過不了多久，日本戰敗，他們必須引揚歸國。」
《灣生回家》中的富永勝，他的故事讓人難忘
引揚回國後的灣生成次等公民
「在1945-1946年撤離台灣的灣生有19萬8千多人，秘密留在台灣的有6萬多人，他們一般會隱姓埋名，或者被原住民偷偷帶到山上保護起來，改掉名字；有一些馬上嫁給台灣人，希望能留下來。片中就有一位奶奶，當初為了守住死在台灣的媽媽的骨灰而嫁給了台灣人，留了下來，但卻從此再見不到父親和姊弟了。」
說的「引揚」，就是「遣返」。回到日本後的灣生，日子一點也不好過。由於全部財物要留在台灣，僅能帶著1000日元回去，一切重新開始，生活異常艱困。他們被日本人認為是次等公民，被當作有疫症隔離生活，由於口音不同而備受歧視。片中的富永勝老先生就有提及，當時要靠著去神戶的黑市賣米來討生活，經常被警察捉去關，為了逃避警察還曾加入黑社會。曾做過當時新竹學校的校長與主任的日本人，由於無法從台灣政府拿到日治時的工作證明，回去也只能做一般的工作，一切重頭再來的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再返回台灣了，有一些家庭甚至成員要分散各地寄居別人家中生活。直到許多年後，當中較有經濟能力的灣生，才有機會回去看望他們心中記掛著的故鄉，但早已物事人非，他們也都老了。
當時很多回國的日本人以為只是短暫離去，有把妻兒留在台灣的，也有把孩子寄養在別人家的，當時以為很快就會回來接他們，但卻再也無法重逢。片中就有一位當年被留在台灣的日本孩子，一直以為自己是被媽媽遺棄，最後家人輾轉在日本找到母親生前住處，找到她回日本後為女兒申請戶籍的證明，證實了自己非為母親所棄，晚年才終於把心結放下。
留在台灣的灣生，有些終生躲藏
在十多年有關「灣生」的訪查中，曾試過在完全意外的狀況下，遇上意料不到的故事。
一次在新竹演講後，田中實加與工作人員一起去探訪當地街友，送禮物給他們過年，還一起唱卡拉OK，大家都很盡興。這時她留意到，一位街友居然點播了一首很老的日本童謠，大概只有她媽媽才會唱的那種老日本兒歌，於是與這位街友攀談起來，終於揭開了她一直隱匿的日本人身份。原來她也是一位灣生，當年她爸爸離開台灣時，把她和房子都留在台灣托人照顧，卻從此再沒有回來。最後，照顧她的人沒錢了，房子也被收回，開始撿垃圾為生，她辦不到戶籍，沒有身分證，從沒上過學，也不能領救助金，只能成為一名街友。那是一次意外的發現。現在她正努力幫這位街友找回日本的親人（即使已經去世）和戶籍。
另外在台東的演講，都曾有過讓田中實加感動不已的相遇。一次台東演講後，觀眾中有一個男人攙扶著一位老人上前對她說，他爸爸想跟在場的人講幾句話。然後，老人轉身向現場觀眾用日語說：
「我是日本人。我是灣生。我是這塊土地的小孩。」
原來老人是當年不願離開台灣，躲在山裡被原住民保護起來的日本人，只會講阿美族語和日語。他對在場觀眾說，自己終於可以在有生之年，不用再躲藏了，可以向著這塊土地、向著這麼多人說出「我是灣生」這句話，老人說這輩子再沒遺憾了。
富永勝回到花蓮，拿著一個一個昔日朋友的名字去尋找，但大部份都去世了，有些只能找到他們的後人。
一紙戶籍的重要
由於面對的是一段兩邊政府都未有公開的歷史，在幫助灣生的過程中，尤其在一開始為他們找回台灣的出生證明及戶籍資料時，遇到不少困難。
「曾經台灣戶政辦公室的人見到我就頭痛，」田中實加笑說，「要他們查找那麼久之前一個人的日文資料，有如大海撈針，像是去找碴，而且我不肯罷休，總是守在那裡。電子化之後，要找資料就方便多了，根本不需親自去，而且網上還有新舊街道的對照圖，只要說出以前的住址，就能對應到今天的地方，不只找到他們的出生資料，就連當時他們家的資料，都可以找到。不管是誰只要看到這些資料，都會很激動，好像那個時代的影像又回來了。終於找到自己真實存在這塊土地上的證明了，終於被自己日夜思念著的家鄉所認同了。」所以一紙台灣出生地的戶籍本，對灣生來說意義十分重大。
未能公開的灣生故事
在這十五年裡，田中實加走訪了200多位灣生，記錄他們的故事，幫他們找兩地的親人，帶他們回台灣，重訪故鄉。這些千絲萬縷的故事，卻只有一少部份能收錄在書和紀錄片中，還有很多只能一直留在田中實加的腦袋裡。
紀錄片最初拍了22位老人的故事，但最後只有8位同意公開。書籍臨出版前，也還再要刪去了三分一，就是因為有些老人思考再三，最後還是不同意公開這歷史的傷口。一共拍了6萬8千多分鐘的素材，經過非常痛苦的剪接後成為現在110分鐘的影片，還有很多故事沒有公開。田中實加請剪接師把這些最後沒能放進影片中的故事剪出來，送回給每一位受訪者，讓他們的後代子孫可以看到。而這些不能公開的灣生故事，田中實加則決定以小說的形式，寫進《我在南方的家》這本書中。「因為不堪的過去，或者所從事的職業不容許再提起，為了保護他們，所以我以小說的方式來記錄他們不能公開的故事。」該書將於今年6月1日出版，田中實加說，這是她寫的有關灣生的最後一本書。
拍片，是與生命競走
由於考慮到公開灣生的經歷可能會產生的各種風險，田中實加把原定於2008年就要出版的書籍《灣生回家》中止了，覺得還是繼續帶他們回台灣完成心願就好。到2011年，眼看著這些灣生老人一個接一個離世，促使田中重拾出版和拍攝的決心。老人們對田中說：「我們在台灣出生，但很多台灣人和日本人都不知道，我們一個一個即將隨著時間凋零，以後還會有誰記得我們？還有誰知道，我們很愛台灣。」
但還是有很多老人家等不及。有的本來說好了8月去拍，但7月就走了。這樣的事情，都讓田中實加懊惱和傷感。她跟自己說：「能拍多少就拍多少。」像片中的清水奶奶，只拍一半就走了，影片中便出現了為她做的法會。有幾位老人也都等不及看到影片上映就走了。2011年開始籌備，到2015年上映，為應付這幾年拍攝的龐大支出，田中實加甚至賣掉了自己的物業。
剛過去的一屆金馬奬頒獎禮上，《灣生回家》 有份角逐紀錄片奬項，是當中大熱，當時影片中一些灣生老人，都來台踏上紅地毯。
始終傳遞愛與勇氣
有人說：「為什麼這段歷史跟我們所知道的不一樣？」也有人指責田中實加「企圖擾亂族群融和」，甚至說她是台獨份子，儘管一直承受眾多質疑，但田中沒有理會，堅持把工作完成。
「這十五年來，我始終想傳遞的，是一個愛的故事。愛可以使所有的困難變得不為難。這些灣生的愛是沒有時間、空間可以分割的，我希望人們在《灣生》這個紀錄片裡，可以找到他們生存的勇氣和力量，可以更好地珍惜人生，把握當下。」
又有人說，為什麼在紀錄片中沒有看到很多灣生苦難的部份？田中實加笑了笑說：「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我把這些灑狗血的部份剪掉了，因為始終想讓人看到的是灣生的勇氣與對地方的愛。此外，其實在訪問中，這些老人講的大部份也是好的回憶，有可能是年紀大了，都釋懷了，即使艱難窮困的日子，也是值得回憶的。像片中富永勝說，人老了之後，記住的都是以前美好的時光，而我的這些好的記憶，都是在台灣。」
「該遺忘的是痛苦，該記得的是，戰爭永遠不要再來。」田中實加語重心長地說。「在前面的十四年裡，我希望讓大家看到灣生這一群人的愛。現在台灣通過了課綱，課本裡也有了這一段歷史，那麼接下來我要做的是，想讓大家記得灣生。」田中實加希望未來台灣能建立起有關灣生這段歷史的資料館，好讓她把手上所有資料都捐出去，讓灣生的歷史被好好地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