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中文網）
筆者綜合多個網上媒體報導的資料，整理為下表，其中不排除有一些錯漏，但相信能夠大致正確地展示2015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的主要特徵。
（一）佔中後兩大陣營力量對比
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在於，作為佔中後首次政治選舉，從而可以客觀地顯示佔中對於香港社會力量之間的平衡造成的影響。
上表可見，整體而言，主流建制政團的議席增加了15個（9%，略高於全港議席數增長的5%），泛民政團包括「傘兵」的議席則增加20個（24%，因原來基數較低）。佔全部議席的比例，建制由43%增至44%，泛民由20%增至24%，追近了幾個巴仙，但遠不足以改變建制主導的格局。
在選票方面，兩大陣營都有增加。建制選票大增36%，可能主要是這次選舉中全力動員組織票的結果，但議席只增加了9%，顯示選票效率下降。泛民選票只增加了26%，減去投票人數增加22%，實際增幅輕微，但議席卻增加了24%，顯示選票效率提升。然而，整體的選票效率，建制陣營（平均2789票取得一個議席）仍然遠高於泛民陣營（平均4682票取得一個議席）。這差異主要來自兩大因素，即自動當選議席（不需要選票）和有組織選票（自由選票效率必定較低），提示建制陣營的結構性優勢仍然存在，但正在縮減。
綜合以上所述，佔中後的首次選舉，泛民獲益略多於建制，但最終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並沒有很大的變化。
（二）黑白相鬥、灰狗當災？
這次選舉之前，建制和泛民都呼籲選民要「票債票償」，懲罰對方在佔中期間的角色和作為。然而，有趣的是，結果雙方選票和議席都沒有減少、反而增加。「票債票償」不是沒有發生，而是落在其他人的頭上。建制和泛民雙方都增加的選票和議席從何而來？顯然，來自不在上表內的其他團體或個人──這些團體和個人不是中間派，而是有各種不同的立場和主張（親建制佔大多數），也可能涉及或沒有涉及佔中。至於具體受到懲罰的是誰、理由何在，筆者不知道，留給香港人討論好了。
（三）陣營內部蛻變
在建制和泛民整體選票和議席對比沒有大變的同時，在兩大陣營內部卻發生了更激烈、更深刻的變化。
建制核心民建聯+工聯會（工聯會與民建聯部份參選人身份重疊，統計上難以分開，故作為一體分析）選票增加了25%，議席反跌1%，顯示在這次選舉中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維持霸主地位。這次選舉的建制大贏家是新民黨+公民力量，選票增加了49%，議席增加了30%。新民黨與民建聯有何不同？筆者不清楚，但猜想執政願景、戰略部署、地區組織、議會表現、佔中期間表現、政黨和領袖形象等，都是可能的差異因素。
泛民「老大」民主黨選票減少4%，議席減少9%。筆者認為下坡是民主黨的自然發展趨勢，而且還將持續下去，沒有太多可以討論或改變。民主黨並不是這次選舉的大輸家，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兩黨的選票分別大幅下落65%和38%。這無疑有可能同激進的政治主張和行為方式、議會拉布、狙擊其他泛民人士、佔中期間表現、政黨和領袖形象等因素有關。不過，筆者提出，特別考慮到區議員的角色和功能，成熟的選民未必會認為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參選人是適當的選擇。這是特別考慮到區議員的角色和功能的情況，在立法會、政制發展、社會運動等其他層面，成熟的選民會另作考慮，並非必然作出同一模式的選擇。這次選舉的泛民大贏家是新民主同盟，選票增加66%，議席增加88%。不尋常的是，新民主同盟的選票效率逼近民建聯的水平。該黨並無自動當選議席，也應沒有有組織選票，是否專注於開拓無其他政團理會、選民人數特別少的選區？此外，有56名「傘兵」以多種名義參選，其中8人當選。新民主同盟與傘兵共同的因素包括新世代、本土、社區。
（四）「大佬」墜落
建制和泛民分別有重量級資深議員落馬，甚至是輸給全無議會經驗的鄰家女孩或臨時參選的無名小子。可以從三個層次上去解釋這現象：一是環境、第三者、主要對手的因素；二是黨和參選人本身的因素；三是選民的因素。以往的選舉分析，常以陣營、政黨、政治菁英作為分析的中心，選民則視為可被動員的籌碼。但筆者相信，這次選舉一些令人詫異的結果，選民是最主要的原因。「大佬」墜落的現象，提示選民正在開始發生重大的改變，一個「沒有大佬的年代」正在出現，一直以來習慣扮演領袖和英雄的政治菁英必須重新去學習適應。
（五）人民開始取回失落的權力
上文指出，佔中沒有使兩大陣營的選票和議席對比發生很大的改變，但這並不是說佔中沒有重大的影響。社會的未來發展其實不是由建制政團及或泛民政團決定的，而是由人民決定的。佔中使許多原本從不關心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民眾，現場、真實、深入、持續地參與了香港政制發展爭議的全過程。民眾在這參與過程中，無論其角色是運動參與者，或支持者，或反對者，或旁觀者，大都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包括形成或重新形成自我關於香港政治和社會發展的認知和主張、提升自我參與和影響社會發展過程的信心和能力、改變自我的社會實踐行為。
（香港星島日報）
在這次選舉中，筆者明確看到，選民、選民與代議者的關係正在開始發生重大的改變：
1) 不單參與人數創新紀錄，而且參與的性質發生改變──更多選民由被動響應參與投票，變為主動、全面、全程的參與，在極端的例子，全無選舉經驗的尋常百姓為挑戰無對手的傳統大佬而決定自行參選；
2) 更多選民要求明確表達自我的社會政治理念和主張，並自主作出努力促使選舉結果能夠體現這些理念和主張；
3) 更多選民作出自由的選擇，使選票的有組織性下降，選舉結果的可變性上升，許多一向以來能夠準確預知選舉結果的簡單法則失靈；
4) 更多選民開始不再迷信和依賴領袖，敢於讓資深大佬落選而無懼社會和諧或民主發展因而受到嚴重傷害，敢於給予全無經驗的素人嘗試的機會。
從社區發展的角度看，這是人民自我充權（Self-empowerment），即取回失落的權力的過程。
（六）未來的挑戰
以上所說的人民、民眾、選民，完整和平等地包含來自任何背景、階層、群體的所有社會成員，其中每一個體關於公共事務的利害關係、認知、主張、決策、行動都不相同；社會現實不簡單地等同於特定社會成員的意識和行動，但全體社會成員各自的意識和行動共同建構和不斷地重新建構社會現實；重大的社會變化依賴於社會成員通過溝通和行動而重新建構，因此多數是漫長、漸進的過程，在短時間內發生和完成的社會變化罕見。簡單地說，現在看到的只是變化的開始，在選民、選舉過程、選舉結果中，因人民無權力和無能力而產生的各種現象仍然普遍存在，這一點是需要明確的。
雖然只是變化的開始，筆者認為未來充滿希望。從社區發展的角度看，社區成員關心、自信、真實地參與公共事務，都是最關鍵的要素。但未來仍然需要面對一大挑戰，因為還欠缺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即合作。
即使之前有意無意地忽視，在這次選舉結果中也必然再次清楚看到，在無法互相消滅或取代的兩大陣營和眾多黨派的背後，是社會政治意識和行為相當分歧的民眾──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每一位當選的建制代表背後幾乎都有一位得票十分接近的泛民代表，反之亦然。「踢走建制／踢走泛民」是虛假的願景，來自黨派的誤導式動員。個別政治據位人可以下台，政黨和陣營也可以起落轉化，但持有不同意識和行為的民眾只會繼續共存，並沒有踢走的可能。
社區由許多不同的成員組成。以為問題完全來自與自己不同的人，以為只要「踢走」與自己不同的人便可解決問題，是幼稚的想法，也無可能實現。社區發展要求的是不同的人之間的合作。不同的人共存，理論上只有四或五種可能：雙輸、你贏我輸、我贏你輸、雙贏，或加上無贏無輸的中間狀態。社區發展需要的合作，不太可能是你贏我輸、我贏你輸、無贏無輸的合作，因為這幾種狀態不穩定，很快就會滑落到雙輸中去。雙輸可以長期持續，甚至不斷擴大，但沒有人會因而得益。因此，來自不同階層、利益、世代的行動者，能否有足夠的勇氣、智慧和能力，尋求合作共贏，將決定香港的未來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