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為了生活，李大文響應國民政府宣傳，簽約了英國軍部，離開香港，遠赴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做些在戰場後勤的工作。苛刻的條件中，在外的華人流落異鄉。1916年法國北部的鄉村，當地村民第一次看到為數如此龐大的華工，甚為震驚，李大文與法國女子Eugenie也是在此中邂逅。他們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勉強交流，竟然越學越多甚至可以互相溝通。李大文的二胡琴聲在法國悠揚，華工的思鄉成了情人回憶的建構。到了農曆新年，李大文跟Eugenie說因為工作條件太差希望和她遠走高飛，可惜被工頭發現，指責李大文與Eugenie溝通觸犯了來歐工作的合約條款——與當地人交流，抓起來處分。最後李大文被鎗殺，把母親給他的平安符交給了Eugenie。Eugenie和李大文，就是第一幕於2015年訪港法國人Francois的祖父母。
移工，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現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李大文之所以去外地，原因和目的和我們家裏那菲律賓、越南家傭都是一樣︰想賺多一點錢回家。這些比家鄉高出來的工資，一併買下了他們與家人的紐帶，與孩子共渡的時光，與原來社區的聯繫，與家庭慶祝歡欣。這些人類無價而又必須的情感生活，一切都不計入工資之內。無價之親情、鄉情，對付錢的老闆來說，當然不會包括在內。
看著這一齣戲，如果有強烈民族情感的人，或會因中國人在海外被人家剝削得多慘而內心熱血沸騰著。作為澳門人，歷史上我們的經濟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移工支撐，現在澳門64萬人口，就有18萬是移工，這個小小的城市，人口當中有28.1%是移工，占常住人口的極大數字，他們可能在賭場、酒店、餐廳等等服務行業裏工作，然而與澳門居民接觸得最密切的，非數家庭外傭莫屬。
在澳門某些社交網站討論區裏，都有不少人提及家裏的菲律賓家傭有多臭、多髒，頭髮又不打理一下。在澳門，法律規定聘用一名外地勞工要安排其住宿，如果沒有住處要給津貼，津貼就是五百元。外雇們因為想省錢就住那些宿舍，好多人合租的一個小單位，或者像劏房，好多人劑在一塊，同鄉們等待寄回家鄉的物品也堆堆疊疊，而且同住的不全是給澳門人打住家工，可能有的是做侍應，24小時輪班，當著門口房位那人明天可能七點要去雇主家帶小孩上學，卻被半夜二點回來的那位任職餐廳侍應的同鄉的開門聲和洗澡水聲吵醒。因為澳門小，路都很近。所以外傭們早上去雇主的小單位打掃和照顧老小，晚上回自己的床位。澳門近年聽聞有些小孩子在課室裏傳染頭蝨和肺病，就埋怨到外地家傭的個人衛生操守上。
戲裏，Eugenie家中的Gedeon伯伯，口裏碎碎唸，他也是在埋怨去法國的華工，改變了鄉村的生活、改變了治安環境，全部歸入華工帶來社會衝擊。
懷緬著先輩的苦，卻未知道是否給別人施加了痛苦。戲演了出來，能看到多少？不知道。
我常常覺得，菲律賓、越南外傭是應該何鴻燊這一類大戶人家才會出現的，自己家連七百呎都沒有，為什麼要請家傭。我加拿大的堂姐生了小孩也沒有家傭，卻有若干個月領有若干百份比薪水的休假，來照顧小孩。再想，就不難明白，去歐洲旅行，為什麼大家都覺得店鋪這麼早就關門，對呀，大家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帶小孩啊，可能和小孩上劇院啊。
自己努力工作，說是為了經濟發展晚晚加班，作為母親最早八點才下班，被老闆剝削之下，將自己的家庭責任轉化去剝削另一個媽媽。這種生活，怎麼算也不是發展吧。為什麼不能四、五點下班，高高興興帶著小孩，趁著夕陽回家做晚餐？這才是人類社會基本家庭發展的目標吧。
再想，別以為沒有飄洋過海，就沒有李大文這麼慘。大家又每個月有多少次和家人齊齊整整的吃飯？居住同一個城市，並不等於可以每天見面，在繁忙城市聘用著移工的人，心靈隨著肉體也被困鎖著，成為移工。
澳門的經濟現在靠進來澳門的勞工撐起，在以前一段頗長的時間裡，是要靠出去的勞工才能撐起的。作為澳門人，看到李大文簽約遠赴重洋去工作，另我想起我們有義務認識的一段澳門歷史。
香港開埠不久，澳門經濟因為失去之前的獨有地位而大不如前，對澳葡政府來說簡直是面臨生存危機，當時澳門的「龍頭產業」就是所謂的契約勞工，即是「賣豬仔」。李大文使人憶起那十幾萬在一戰時期在歐洲的華工，在澳門出洋的華工，卻早就被人忘記得一乾二淨。
翻查由金國平、吳志良合著的《過十字門》，當中有一篇【古巴華工與澳門苦力貿易始終】（註）。當中轉錄了一段葡方官員的話︰「對於移民，政府應該採取甚麼態度？顯然是簡單的監控。政府不應該倡導它，也不應該禁止它。移民是經濟規律，因此應該順其自然。鼓勵是危險的，鎮壓是徒勞的。責任是監督它。」可以窺見當時葡方對移民的態度。
可是，對於在澳門，「移民」這個稱謂好像很好聽，這個詞還包括了「契約勞工」、「豬仔」、「苦力」、「咕喱」，甚至在一定概念上的「奴隸」的意思。很耳熟，就正如在現今的物業市場上，我們已經分不清楚「投資者」、「投機者」、「炒房者」、「自住用家」、「房奴」這些角色，我們都統稱為「業主」一樣。
1872年，在古巴的華工已達10萬人，當中很多都是經由澳門轉口，由於當時受虐待的事件頻頻曝光，葡萄牙政府受到輿論壓力。遂派了葡萄牙現代主義派大師、卓越小說家埃薩（Eça de Queiroz）到當地出任領事。由於法律執行程度不高，最富有的莊園主未得西班牙政府批准，在哈瓦那通過了一個中央殖民委員會（Comision Central de Colonizacion）企圖完全控制移民，當地華工（移民/華工/苦力/豬仔？）合約期滿，逗留身份又不明確等等原因，很多都會繼續被迫被騙的留下來做工，其實也就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奴隸。
為此，埃薩試圖運用外交途徑及葡萄牙政府的力量保護從澳門出發的華工。當然被當地的中央殖民委員會和政府找麻煩。由於這些是來自中國的工人，如果有一個來自中國的使團到達當地並承認這些華工是她的子民，埃薩便會失去保護華工的依據，當地政府也樂見如此。這便促成了清廷派遣官員陳蘭彬為首幾個官吏到當地考察。最後設立使館，保護當地華人利益。
作為文學家，他向全世界吶喊︰「在人類的奴役歷史上，除了埃及及努比亞（Nubia）的非拉（Fellah）人之外，我不曾見過比苦力更不幸的人。」
不僅香港，澳門作為奴工的出口地，也有其歷史傷痛。在法國的李大文結識了Eugenie是幸福的，但在人類歷史上，更多的是不明不白，日夜工作，為賺取微薄薪水甚至搭上性命的奴工。從以前，直至現在。
李大文只是為他們招魂而已。
註：歷史敘述部份均錄自《過十字門》（Abrindo as Portas do Cerco），金國平、吳志良著，澳門成人敎育學會出版。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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