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越南有一僧侶於和平示威中自焚，當時有位記者因為捕捉了當下的鏡頭而沒有第一時間救人，遭受到長期的讉責。
究竟在僧侶淋電油起手自焚電光火石的一刻，記者該去救人還是拍照？澳大傳播系助理教授暨新聞與公共傳播課程主任林玉鳳拋磚引玉問了這一兩難問題。
即使僧侶為表達訴求不惜犧牲性命，那記者又應怎去衡量一張照片和一條人命？
她表示「傳媒審判」不應取代程序公義，記者不應按自己尺度去行使正義，須掌握真憑實據，方寫出具深度的新聞。
然而，當具備了專業記者條件，又如何成為良心記者？
在台灣長大的澳大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面對著小城現時千瘡百孔的媒體生態，不禁回想台灣八十年代經歷過的一場大爆發。隨著經濟起飛帶來了社會問題，警察不公、資源分配不均、違法貪污無日無之，在野的國民黨跟政府蛇鼠一窩走在一起，官府控制了媒體，民間各種聲音都被壓下去。
當正義沒法伸張，民眾的訴求沒辦法知道，大家都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台灣史上一場著名政治變革應運而生。劉憶述，當時大變革關鍵之一落在傳媒的自發力量。
劉指出，當時所謂兩大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各自成為官府的喉舌，長久以來只維護政黨的利益，為當政者權威管治開路。當他來到澳門，彷彿看到小城也有這樣的一個縮影。
「今天人才濟濟，聚首一堂看《論盡》揚帆，看怕就是為了這個原因吧！」
他表示，當愈來愈多的參與者想要一個敢言、敢調查、敢披露的媒體，就是因為這個社會需要一個真相。近日危樓事件，涉案關鍵人安全的躲到歸責背後，不禁令人詫異、反思媒體的角色。
「過去，媒體曾幾何時不畏強權、拋開自身利益，用筆去關心積存已久的社會問題？然而，我們需要四方八面渠道、不同的人去發掘真相。」
可是，劉覺得大家都好像活在一個恐懼裡面，說不出來的。但他想問，為甚麽會有這份恐懼？它從何來？究竟，澳門的媒體缺了甚麼？為甚麼事事開不了口
這就不是媒體從業員的「國王的新衣」嗎？
其實，在劉看來，媒體與良心有機結合公式很簡單，就是「一份追求真相、不能泯滅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