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澳門學社在回歸十一周年紀念日舉辦的遊行在和平的氣氛下結束了。這次遊行可以說是澳門社會批評力量較為集中展示的場面，而且可以說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次遊行。我們可以由遊行的參與者逐一分析。
遊行的背景與社會時事的關係
事實上，這不是新澳門學社第一次搞同類遊行，甚至在回歸前學社也曾就外勞問題舉辦過遊行，但當時只有一百多人參加。基於不欲騎劫屬於勞動者的節日，學社從沒有主辦過五一遊行。歷次「民主日回歸大遊行」都是當年澳門社會氣氛的指示器。第一次遊行在二零零七年舉辦，正是在學社推出其民主政制的方案以後，其宣傳作用十分明顯。可是，我們也記得當年五月一日的五響槍聲，在那時候，澳門人長期的不滿到達了一個頂峰，這是建制派已無法壓制下來的了。這不單是對經濟發展引發的貧富懸殊的不滿，而且相信也包括了澳門人對回歸前留下來的制度毫無寸進的一次總釋放。零八年適逢《維護國家安全法》正進行立法，人數極少，且氣氛十分凝重。去年的遊行則集中對新行政長官的期望。今年的遊行，正正是新行政長官執政滿一年的時候。除了政府施政當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外，澳門建制派的外圍團體，好像思匯網絡、青聯的「青年議政計畫」，以至形象比較開明的關翠杏議員，都放膽討論政制發展的問題起來。學社以熊貓命名公投來引起討論，相信也能收到潛移默化之效。
另一個重點是，這次遊行是學社新領導班子的第一次大型活動。新班子當中部份人雖然有參選的經驗，可是參加選舉和經營一個組織是不同的。我們對學社的年輕人的創意不曾懷疑，可是在遊行前，他們的組織能力、應變能力是未受過公眾檢視的。雖然學社在遊行舉行前就遊行路線與警方的爭論的提訴失敗了，學社仍能尊重法院裁決，遵照警方指定路線，順利完成遊行，相信對提高學社在社會上的形象會有很大幫助。
新工運與青年人
另一主要隊伍是一班工友。澳門回歸以後不久，就發生了失業工人的遊行，成為澳門獨立工會的開端。十年以來，他們先後建立多個團體。可是，他們畢竟是吳國昌口中的「邊緣無產階級」：一來製造業在澳門已經式微，而建造業工人也受到外勞威脅，當中的中年人由於各種因素難以重新進入就業市場。更致命的是，他們缺乏具學歷的成員，去為自己的行動進行論述，以致他們採取比較非理性的行動，例如向官員肖像滴血、擲蛋等。這樣，再加上他們與某些社會人士的關係，就更難取得社會的支持。至於博彩業員工，特別是荷官，基於行業特性，傳統的工會亦在領域比較進取，以及行內危機尚未爆發，故短期集體上街表達訴求的誘因不大。
今年可以說是青年在澳門社會比較耀眼的一年，其中「澳門青年動力」的成立為長期被傳統陣營壟斷的青年界別打出一個缺口。他們半年來的表現頗為可人，不但在社會關心的議題上表達了他們的意見，在組織發展上也見其進步的一面。當天他們在集合地點售賣「反河蟹」T裇，以作籌募經費之用。在澳門的社團文化中，傳統陣營依附於澳門政府的基金會之下，羽翼豐厚，然後政府就透過社團施政。但近年來社團協助政府管治的功能已經出現很大的問題。另一方面，新澳門學社成立近二十年以來，堅守了其政治原則：不動用政府一分一毫，獨立參政。其志可嘉。可是在論政、服務以外接近民眾方面則偏於被動。至於「青動」更直接的「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嘗試，相信應該能為比「青動」更具江湖地位的學社以及其他社團帶來啟示。事實上，以澳門近年財富增加，有高等學歷的居民亦有增加，對這種募款的心態應該比以往更為開放，也更比過去更有能力這樣做。「青動」此舉十分有先見之明，而事實上這種運作方式並非少見，而且很能感動市民。因為在他們眼中，給這些人或團體幫得上忙是他們的光榮，也使他們從持份者角度，更關心前者的運作。
單一議題和缺席者
在澳門示威中，另一種一次性的「常客」就是就單一議題提出訴求的人。他們因事起而上街，事情解決了或者「被解決」了就消失，直到下一個問題出現為止。這種示威者幾乎每次大型示威都有。其中在內地子女未得到批准來澳的家長們今年選擇在學社舉辦遊行的日期前組織遊行，基於在內地子女審批涉及中央政府的權限，這樣做法是防止被視為為達到目的而與批評政府的人走在一起，可以理解。今年比較突出的受擬建黑沙環美沙酮中心影響的附近居民。事實上，如果不是青洲坊的問題太迫切、九澳村的居民早前又似乎未及組織起來的話，相信會有更多人走出來。尚幸，今年也有聲援兩個社區的標語。為公義發聲在當前澳門各社區環境面臨重大改變的時刻，更加值得鼓勵。
至於如何對待未有參加遊行的朋友，特別就參加香港歌手在遊行期間舉行演唱會的年輕人，在網上也出現頗為熱烈的討論，甚至在比較開放的《澳門觀察報》上亦有跟進評論乃至主事者的來論。我們對相關論者的宏觀視野和批判精神感到高興。另一方面，我們對沒有參加遊行的人不妨也有所區分。除了提出觀點外，建議日後提出相似倡議時，進行更細緻的工作，針對性地進行宣傳，例如對一些迫於無奈無法參加的人表達理解之情，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使更多人能以其他方式「參與」。這樣就可以爭取更多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