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渠堵住了，無錢修理， 下個月屋租還未有著落，連燈泡和電拖把都要開口問人借………這並不是一個赤貧家庭的故事，而是今時今日部分本地藝文體的真實處境。
無錢為何仍然要堅持？寧願找一份兼職，就是為了騰出空檔去排練；為了參加到外地的短期演出，寧願辭去手頭上的工作，他們也不是含著銀鎖匙的富二代。 可能有人認為這是『戇居』、『不切實際』，今時今日的澳門為何還要這樣苦情？但偏偏澳門還有不少這樣默默堅持的年青人，在社會主流外尋找自己的一片天。
「他們不介意在書店當兼職，每月賺三、四千元，但你見到會心痛！會擔心他們將來怎樣維生？怎樣養家？音樂創作的人還可以教琴、教樂器，但跳舞的人，可以怎樣維生？」書店負責人李銳俊，本身也是表演藝術團體「石頭公社」主席，眼看著這種「惡性循環」在澳門街一年復一年，倍感無奈。站在現實生活和藝術理想的人生交叉點上，書店便成為這些年青人暫時容身的一個落腳點，但小小一家書店，可以提供的職位也只有寥寥幾個，「其實他們已當自己是全職演出，打工只是兼職」而澳門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全職藝團。
對於當局預告一連串協助文創產業的措施，李銳俊抱著一貫的平常心，沒顯得特別雀躍。她認為，支持文創，最重要是真正尊重藝術、原創和創作自由，鼓勵多元文化。即使無委員會、無一大堆「機制」，只要政府有心支持，願意在辦公室打一通電話幫忙聯繫，或在政府網頁上協助宣傳民間藝術活動，已對民間幫助很大「這幾年石頭公社參與外地的大型演出，都與政府無關，只靠民間一些有心朋友主動向主辦單位推薦。其他地方的文化部長可以親自推介本土作品，過去文化部門有無做過這些工作？澳門人長期努力了幾多？他們又是否看到？」後來通過大會評審，石頭公社改編自張愛玲的作品《靜安寺路一九二號六樓》０八年被選為南京「 世界戲劇節」的演出項目，獲得廣泛好評。
數年前開始，李銳俊與朋友合資開設「邊度有書」，躋身成為首批「文創商戶」，後擴展至三樓的小小唱片屋，希望引進更多元的音樂和閱讀選擇。書店微利，又要應付一大堆開支，要想辦法生存，於是自行設計或與其他藝術工作者合作，推出自家品牌的本土特色產品。所謂「文創產品展銷平台」，讓其他藝文朋友寄售產品，民間早已有先行者。
政府宣佈將在塔石廣場「玻璃屋」等四個試點，售賣文創產品或改造綜合性的文藝空間，暫時當局未有宣佈投資預算。無論是官方投資表演場地或文創專門店，李銳俊希望政府的措施是主力「扶助」民間，而不是簡單地將其「取代」。當然，藝文界有不同的需要，她強調並非反對開設文創產品旗艦店，但相對官方的巨額投資，不惜成本的宣傳催谷，未來像「邊度有書」一類自資經營、用真金白銀開發產品的小店，很難抵受這種「市場競爭」，生存空間變相收窄。倘若支持不了，她擔心真正的「文創商戶」不排除有天會相繼倒閉。
李銳俊認為，現時澳門政府並不缺錢，但有錢、有地方、有資源，未必代表能藥到病除，澳門文創之路就能水到渠成。享負盛名的華人文化學者龍應台，九九年當上台北市文化局局長之初，即花了三年時間，了解市內有多少閒置物業，有條件讓藝文團體重新利用。龍應台看到民間的困難，但她做的並非純粹的「給予」，而是實地了解民間藝團的困難和需要，幫助他們在市場上立足，最後達到自負盈虧。「光是建一個新的演出場地，叫我們搬進去，沒有多大意思。如果失去民間的特色，會否將有為的人變成無為的人？」 李銳俊坦言，像「石頭公社」現在與另一團體合租一幢唐樓做排練，即使業主希望能維修外牆，但無錢實在無辦法，有個「有瓦遮頭」的地方排練已算不錯。即使這樣，如果只是由政府安排搬進一個偌大的新空間，對藝團的發展並無幫助。他們需要的是一位專人負責藝團日常的行政工作，與外地接洽演出的細節、提交文件，聯繫有無更多演出機會；為了應付每年平均四至五個演出項目，他們需要更多全職舞者，讓他們專心演出、排練，這些才是藝團真正需要的。
另方面，現時政府部門機制僵化，根本無配合藝文空間的發展需要，令民間藝團感到很無奈。例如：婆仔屋藝術空間營運的「牛房倉庫」多年來面對資金不足，設施簡陋等難題。根本無法以市場薪酬水平請到專職的策展人，打理場內的事務，籌辦更多社區藝術活動。到過牛房參加活動的朋友都知道，夏天牛房室內環境相當悶熱，電壓不穩，經常遇到展覽期間停電的尷尬情況。這些基本設備上的不足，擁有龐大資源的公共部門原本不費多大氣力便可處理，但換來的總是形形式式的推搪借口。當向主管部門申請在門口前狹長的小空地（圍欄以內範圍），用作晚上小型放映會時，卻被當局以製造噪音和違反《公共總規章》為由拒絕；想自力更生，在閣樓小書角售賣咖啡幫補收入（只賣飲品），被指未取得合法經營准照，不得售賣飲品。民間艱苦經營的文藝空間，卻被視作一般商業牟利機構處理，這些難題不獨是牛房面對，如果不破除些行政、法律上的僵化制度，繼續以這種「陰乾」的態度處理「非我族類」的藝文團體，又如何鼓勵民間大興文創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