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她被炒的消息，已是大半年後。我難以置信，一個充滿熱誠的社工就這樣被辭退。
去年十一月，一個社工同學會舉辦的論壇上，幾個出席的「家暴法關注組」成員突然被記者問到立法會否決有議員提出家暴法公罪化的提案。 其中一名受訪社工被任職的國際扶貧組織指在「上班時間」接受訪問，即使是以「關注組」代表名義，即使當事人已致歉，也願意受罰，新入職的試用期從三個月延長至半年，以後每天的日常工作都要向同級的同事匯報。即使這樣，半個月後這名資深社工仍被要求自動請辭，理由是「不符合機構要求」。
家暴法關注組成員抗議，要求政府重新審視立法爭向。
離開這個坐了四十九天的辦公室，Mee坦言當時有一刻曾經懷疑自己，並不是因為覺得自己做錯了，而是上司之後的故意針對，令她不解，亦令她感到很挫敗。接受訪問、為爭取家暴受害人發聲，Mee說從來沒後悔，只是萬萬沒想到一個以救助弱勢為己任的國際組織，不但沒有在本土政策站出來，甚至連員工個人的發聲權利都要剝奪，「這完全是違反了社工的專業價值，社福機構的存在就是要為捍衛弱勢社群的權益，只有消除一些不公平的制度，不公義的政策，才能推動社會進步，這也是社區倡導強調的精神。做輔導，很多時問題並不是來自這個『人』本身，而是源於社會制度不公。即使社工這一刻幫到這個人，但如果要他重回一個有問題的大環境，可能只會是另一個循環。」
自身難保，但她還為其他同事擔心，「香港有很多社工都是支持民主的，他們會被派到學校做通識教育。諷刺的是，機構本身並不表態，也不准員工表態。當學生問到是否支持佔中時，前線員工要如何回應呢？這一點機構也沒有與員工溝通。倘若員工向學生說支持，會否也會有後果？這樣做不但不公義，也令夾在中間的員工變得好脆弱，承受不必要的壓力。」
除了以僱主身份買起一個公民話語權，國際扶貧組織的「冷漠」亦令Mee徹底失望，「就好像明明澳門有窮人站在你門前，你卻看不到窮人存在。」相信濫藥、家暴、離家出走等家庭問題，往往與跨代貧窮互為因果，當她與中層主管討論這些本地問題時，對方卻告訴她，「澳門的扶貧工作會集中舉辦慈善活動，但你就只去關注家暴受害人，這不是我們關注的事」、「最低工資立法，澳門有其他團體做了，我們不會參加」。Mee坦言，深刻體會到，貧窮的根源不單是資源或金錢缺乏，「冷漠」、「嫌棄」、「不被接納」和「視而不見」也是隱藏在背後的一種元兇，這元兇就叫「歧視」。
在她眼中，社工不應是只待在辦公室寫企劃、辦活動、玩遊戲，更應該走進社區，與弱者同行。近年一些慈善活動只是流於形式，例如：扶貧藝術展變成一場熱鬧的社交商業活動，沒有看到受助人的身影，也沒有讓他們分享貧而不窮的經驗。在爭取最低工資、家暴法立法過程中，政府也少有傾聽在職貧窮人士、家暴受害人的心聲。這種普遍的歧視和冷漠，不但在政府、在社福機構、也在部分社會工作者身上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