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二十五年間，由本地經濟發展數據所見，成果相當亮麗。最近澳門生產總值（GDP）更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歐洲的盧森堡，而一水之隔的香港則排名第十五。然而，仍有居民在夾縫中掙扎。有青年正面臨就業困境、單親媽媽面對非本地居民身份、經濟不穩的雙重困況，亦有中風患者及其家庭面對康復資源短缺的情況，生活質素嚴重下降。
繁華背後，如何更好地支持處於困境的群體，讓他們適時得到支援，多一點希望，這是整個社會的課題。
最新官方統計數字顯示，去年（二〇二四）九月至十一月本地居民失業率是2.3％，就業不足率則稍升至1.5％。在眾多失業人士中，九十後的Adam（化名）便是其中一員。Adam在十多歲時出來工作，並於九年前在內地創業。疫情期間回澳工作，卻發現求職之路障礙重重，在最困難時連申請經援亦失敗。
南灣商業一帶的人流。資料相片
北上創業 疫情回流
九十後青年Adam：
本地處於「榨取型」經濟
既不請本地人 又壓榨外僱
Adam回顧過去在內地創業的經驗：當時中美關係較好，自己牽線外國公司與內地工廠合作，接到不少外國訂單，「很多外國的工廠都委託我們。他們做設計，我們就在內地幫他們找工廠生產，然後賣回歐美國家。」不過，後來中美貿易戰及疫情的緣故，Adam再做不了生意，無奈結業並回澳工作，怎料回澳後求職處處碰壁。
Adam在澳應徵多份工作後找到一份長期工作，但僅半年後便遭到解僱，原因是僱主要聘用外地人員。不止他，當時公司內還有十幾名本地員工同時遭到解僱。
在反思及總結求職經驗後，Adam認為，現時的外僱政策既減少本地居民的就業機會，亦迫使外僱處於低薪、長時間工作的困境。
部分僱主為了以更低成本請人，視本地員工為「跳板」，當僱主得到外僱額後，就改招聘外僱。
Adam形容，現在澳門處於「榨取型經濟」。部分外國社會面對缺工問題時，僱主或會選擇提高生產福利、減少工作時數等去吸引人應徵工作。反觀本地，在處理缺工問題時，卻選擇輸入外地人員。
他又指，現時外僱政策已推行多年，不僅壓縮本地居民的就業機會，也壓榨外僱。不同地區的外僱，薪資也不一樣，故有僱主便以更低價格去聘請某地區的人員。
他舉例，有內地外僱來澳工作，日均八小時，收取七千多澳門元（下同）的月薪。東南亞或印度藉的外僱，雖然收相同薪金，但工作時數增至10至12小時，「已經是壓榨外僱。」
那麼在本地當僱主，又如何？Adam觀察本地創業環境指，現時部分中小企為了避免倒閉及還銀行貸款，會透過再貸款去維持營運，借新債還舊債。「現在外面有很多中小企，都是靠這些免息貸款、銀行貸款遮蓋著，如果他們一倒閉，銀行就追債了。」
借錢容易還錢難
Adam：我失敗了 連找工作的機會也沒有
Adam在創業時亦曾貸款。在評估過自己還款能力後，他借得不多，加上努力兼職去還債，所以現時已還清貸款。
回想還債那段時間，Adam慶幸在疫情期間外僱不容易來澳工作，所以自己仍找到工作。「我連物業管理、清潔什麼都做，疫情的時候還好，因為外僱不容易來，然後僱主寧願請本地人。」
他直言，青年借貸創業失敗率高，一旦失敗，事主就需要工作去還債，但又因為外僱政策不周全，讓本地青年想找工作都難，「我失敗了，我連找工作的機會也沒有，除非你有一個很大的家庭背景，但這些人是少數。」
Adam稱，除非外僱政策有所改變，否則自己或會離開澳門。
申請經濟援助有困難
現時為自由工作者的Adam曾因收入不足而嘗試申請經濟援助，但因為他已掛名開設一間公司，就被判定沒有失業，不能申請經援。
他曾向局方解釋，開設公司是因為過去接工作時，方便顧客過數，但社工局職員就說該公司未完全結束。「我申請過經濟援助（4,800元），但因為我會接一些工作，所以我會掛名開一間公司，他（社工局職員）就說我沒有失業。」
他反問，現時沒有被社工局判定為「失業」的本地人，單靠每年一度的現金分享一萬元，又能否支持他們一年的生活？「根本是不能支持的。」
現時的Adam對在澳成家立室已不抱希望，除非外僱政策有改變，否則自己會存錢離開澳門。「真的要走，因為不只是我，我自己身邊有一半的同學，已經移民。」
非本地單親媽媽的多重困境
在澳門有一群媽媽，雖然與本地人共同生活、甚至在澳生了小孩，但由於持有非本地居民身份，一旦遇到家暴、不公平的對待時不知所措，只能在留澳或是回到原居地之間二選一。
Sally（化名）在十年前來澳，曾與一個本地人共同生活。在前伴侶及其家人騙說下，以為生下小孩便會好快結婚，結果對方只是一直瞞著自己，從來沒有離婚打算。期間遇到對方施暴，撫養費亦不穩定，她最後選擇離開伴侶。Sally卻因其非本地居民身份，即使想盡媽媽責任，好好照料一對子女都無能為力。
Sally在社工學者何頴賢的陪同下受訪。何頴賢稱，Sally有兩名子女的撫養權，但她不是本地居民，故要每三個月短暫離開澳門。當Sally回到原居地續期雙程證時，兩名子女暫時被他們的父親照顧，期間曾遭父親家暴。如果要解決留澳問題，Sally只能在本地找到工作，成為外僱。
庇護服務有缺口
子女遭父親打 仍須同住
Sally與前伴侶的關係破裂後，前伴侶放棄子女的撫養權，法庭將撫養權判給Sally，而男方每月應要給她一萬二千元的撫養費，並為她提供住所。
惟對方只提供自己的住所，Sally及子女不得不同住一個屋簷下。在同住的日子裡，前伴侶卻對三人施暴。然而，當Sally因證件續期須離澳時，子女卻須與施暴的父親同處。
被家暴後，Sally曾經透過朋友通報社工，「因為他打我，我跟朋友說後，他幫我找的是社工。」因此Sally的家暴個案只通報到社工局。
最近，Sally因證件問題要返回內地續期，子女只能由父親照顧，豈料竟遭虐打。「我兒子被他爸爸打了，他這樣子勒著他（兒子），掐在半空中的，所以脖子那裡是紅的。」
何頴賢補充指，現時澳門沒有院舍可提供因照顧者離澳「換證」而需短暫入住的服務。「除非兩個監護人都不適合照顧小朋友，才可以緊急進入院舍。」所以Sally的狀況是服務缺口，需要與社工商討，再進行處理。
若要解決Sally的經濟困境，只能讓她在澳找到工作，成為外僱。
單親媽媽抉擇 撫養費或經援
Sally現時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前伴侶的撫養費，惟對方不是按時支付，這亦使她常面臨經濟不穩的困境。一直跟進家暴個案的何頴賢則指，不只是Sally，其他單親媽媽也常遇到此窘境。
基於務實考量，有社工建議這類離異婦女放棄撫養費，改申請經濟援助，但這變相是由政府去負責一部分作為家長應負的責任。何頴賢認為，這種做法看似解決了單親媽媽的燃眉之急，實際上卻變相縱容男方逃避責任。
何頴賢又認為，Sally處兩難局面，依當局經濟援助的審核機制，若她收到撫養費，就不能申請經濟援助。
在澳找工作或是出路
子女照顧又成問題
另一個困擾Sally的問題就是她沒有澳門身份證。何頴賢表示，大部分人會建議Sally帶兩個小朋友回內地居住及生活。但他們不在內地出生、沒有戶籍，回內地後變相是她的子女在內地沒有身份。
何頴賢又指，政府行政管理審批津貼或提供服務是根據四種身份：永久居民、非永久居民、外僱、旅客。而在他們的角度，Sally持有雙程探親證，在政府行政管理眼中屬於「旅客」。因此解決Sally經濟困境的出路，只能讓她在澳找到工作，申請「藍卡」成為外僱。
只是，一個育有兩名小孩的媽媽，要兼顧工作和育兒更是難上加難。本澳大部分外僱都被要求長時間工作，因此，即使成為外僱，也需要面對長時間工作和照顧孩子的兩難局面。
訪問最後，Sally聲淚俱下，後悔當年與前伴侶一齊，「毀了我自己，但我不想子女步我的後塵，他們都很慘，沒有家、生活在很恐懼的環境，沒有安穩的生活。」
由醫生到照顧者
招漫玲：中風對患者及其家庭是極大衝擊
近年本澳屢次發生照顧者及長期病患的社會悲劇。社會老齡化及相應而來的照護需求，成為社會不得不重視的議題。
為了全心照顧中風丈夫，招漫玲只能暫時離開醫院的工作。然而，澳門在康復服務的明顯不足，使招漫玲不得不帶著丈夫奔走多地，尋求合適的康復治療。
澳門醫學專科學院心臟科院士、澳門復康會、腦康同行協會會長招漫玲分享照顧丈夫的歷程，並坦言，中風對患者的個人生活及家庭造成極大衝擊，難以重新適應生活。
離島醫院自二〇二三年開始試營運，當局認為推動本澳醫療體系進一步發展。相片來源：新聞局
杏林伉儷
與夥伴創辦澳門復康會
招漫玲的丈夫在中風前是一位骨科醫生，於山頂醫院任職多年後，投身於私人診所和私家醫院繼續行醫。
作為心臟內科的專業顧問醫生，招漫玲在日常工作中亦體會到，預防和康復對病人非常重要。當時澳門的醫療環境大多側重於急症的治療，少關注疾病的預防及康復治療。
於是在二〇一二年，她與丈夫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創立澳門復康會，通過舉辦講座及展覽，向市民傳播健康知識，提升醫療人員學術素養。
一聲巨響 人生驟變
「突然間一聲響，立即看見他不懂說話，我知道不妙了。」二〇一九年，招漫玲的丈夫突然中風，為了照顧丈夫，她以停薪留職的方式，暫時離開山頂醫院的工作。
她又稱，直至現在自己仍清楚記得丈夫中風的那一天。當天早上，丈夫如常在家中進行拉筋、伸展等運動。突聞一聲巨響後，就見到丈夫已經倒地，不省人事。於是自己與兒子、傭人一同將丈夫送往急症室。透過急救及藥物，丈夫在昏迷十八天後甦醒。
丈夫生病，招漫玲的身份亦須從醫生轉換為病人家屬。她續稱，有很多人可能疑惑，為什麼醫生不能為自己預防中風。這是因為現時的常規檢查無法檢查到所有血管是否有栓塞的症狀。
她以丈夫的症狀為例，丈夫是頸部血管隱性粥樣硬化，導致腦梗塞。但現時的常規檢查無法檢查到頸部血管。
招漫玲又指，中風的危險因素有很多，其中精神壓力、工作壓力都是關鍵誘因。丈夫過去長期處於巨大的工作壓力之下，日積月累，身體不堪重負，進而引發中風。
招漫玲表示，自己將繼續透過澳門腦康同行協會，為中風患者及其家人增加支援。
經濟重擔 中風患者家庭難承受
「一人中風，全家瘋癲。」這是招漫玲形容中風患者的家庭狀況，作為照顧者的她還需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丈夫未中風前，兩人都有穩定收入，輕易負擔各項支出。但丈夫中風後，康復治療費用成了沉重負擔，讓他們的積蓄迅速消耗殆盡。
為了尋求更好的治療方案，招漫玲多次前往香港和廣州等地，為丈夫尋求康復治療，但每一次的康復療程都價格不菲。
過去招漫玲以為自己與丈夫已有足夠醫療保障，因此未額外購買保險。面對巨額醫療費用時，她才意識到保險的重要性。她又感慨道，若當初購買了危疾保險，就不必為醫療費用煩惱。
招漫玲又稱，自己接觸過的中風患者，有一部分為低收入家庭，家人根本無經濟能力將患者送到專業護理機構。儘管政府全數負擔患者的急救費用，但奈何政府補助金實在太少。就算是獲發最高金額的「特別殘疾津貼」，每年也只有一萬八千元。「萬八元夠什麼呢？」
填補服務空白 設立平台
望助同路人
在成為病患家屬後，招漫玲深切體會到，本澳對於中風及其他腦部疾病患者的細緻服務，明顯存在不足。二〇二四年，她發起成立自助護理組織「澳門腦康同行協會」，為促進中風及其他相關病症的病人，提供一個支持平台。
她坦言，現時本澳在康復資源分配上，缺乏針對病情特點的精準康復計劃與專業指導，如腦中風患者的個人化語言康復。中風患者發病後，肢體功能障礙、語言表達困難、吞咽問題等身體機能方面的挑戰，皆嚴重影響其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長期且專業的康復訓練。
事實上，政府在資源分配上應更加重視「預防」和「康復」。政府的確投放不少資源在急症醫學上，但在預防醫學方面，即使已加強衛生中心的預防疾病工作，力度仍有待加強。
招漫玲表示，理解到政府要做的事實在太多，自己會繼續透過澳門腦康同行協會，為中風患者及其家人增加支援。當有家人中風，病人及家屬都會很徬徨，面對種種狀況，若有團體提供適當的支援則相當重要。「我這個組織在設計上，不只是（為）病人和病人家屬，⋯⋯只能說，我們如果可以的話，（促成）有心人去幫他們，令他們找到足夠資源，並能夠融入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