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岑浩輝及一眾官員出席慶祝澳門特區成立25周年酒會。
粵語的缺席：新任高官記招改用普通話惹起爭議
12月20號下午，在歡送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一連三日的視察行程離澳後，新任特首岑浩輝聯同一眾當天早上剛剛宣誓就職的新一屆主要官員出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招待酒會。酒會後一眾主要官員接受傳媒採訪，這亦是他們在上任後首場記者招待會，但這11名高官一改過往的傳統，均使用普通話發言，取代市民習慣的廣東話。
其中，有幾位官員勉強讀稿時普通話也不甚流利、發音不準確。此舉在網絡上引起熱議，被市民認為是「兩制」進一步退縮的訊號，甚至有留言稱，「呢個真喺冇得忍（這個真的無法忍受）。」
臨時起意的語言轉換
映照附庸化的地方治理
在網絡上，澳門市民紛紛驚訝於語言的轉換，彷彿能從中感受到重大的政治變遷正透過語言浮現在人們面前。一如岑浩輝上台時所帶給本地人的政治訊息，這位具有深厚的北京背景的新特首標誌著澳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這些似乎都讓本澳居民感覺到，在新一屆主要官員首場記招時這種語言的轉換是一個深思熟慮下的結果，然而這一切其實不過是臨時之舉。
如果我們仔細地重溫當天的直播片段，酒會結束後，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困惑地問記者：「廣東話？」隨後鏡頭外傳來聲音：「普通話，有央媒在場。」語畢，他隨即開始普通話發言。
我們從中可以得知，高官之所以用普通話而不是廣東話，或非出於什麼深厚的政治理由，亦非深慮將語言轉換視為一種象徵性的政治儀式，只不過是現場有央媒，因此輕易地改變自己使用的語言。但是，正正從此處讓我們能夠有機會了解這場記招中這種語言轉變的政治意涵。換言之，這顯示了比起有必要了解記者會內容的本澳市民，高官他們更優先考慮方便被央媒報道。
或許有人為官員辯解，認為這不過是拜聆習主席「聖訓」後，需要為配合央媒報道才選擇普通話，這只是出於溝通與記錄的便利；或許也有人會說，澳門市民也不見得會在意主要官員在回歸酒會後的訪問，因此即使不使用廣東話也無傷大雅，澳門人也懂普通話，不應政治化，無需過分解讀。
行政長官岑浩輝、前特首何厚鏵、崔世安、賀一誠等出席慶祝澳門特區成立25周年酒會。
然而，作為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員，向市民傳遞他們從習主席中學習到的內容，不就正正是他們的職責嗎？作為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有必要作為地方的角色，以他們各自的官職和領域，向本地市民傳遞、說明、轉譯中央的各項政策方針與本澳未來施政的關係，這恰恰是配合國家政策的地方官員該讓澳門市民聽見的內容，而講稿也正是以這個方向寫成的，但是他們卻輕易地轉換了語言，優先滿足央媒的報道，而非優先向澳門大眾傳遞這些重要的資訊。
這正正顯示了失去了自主性後的地方政府，連自身的職責都沒辦法恰如其分地完成，徹底地淪為附庸。這種對於中央的盲目討好和卑躬屈膝，使他們甚至搞錯了在施政上的優先次序，甚至無法擔任好中央給予他們的工作。當新特首岑浩輝在施政願景中要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為國家的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作出貢獻時，這些偉大而抽象的藍圖之所以令市民疑惑，正如同高官這次受訪般，下意識地放棄與市民溝通、放棄展開論述，僅以迎合中央為施政優先，要求澳門社會單方面配合。
這些幾乎都是岑浩輝上任以前便一直持續存在的制度問題，新一屆政府只是把這種政治制度下的問題搬上了枱面，背後埋藏的正是「一國」與「兩制」之間的張力。當不斷強調着「一國」主導的政治要求下，屬於「兩制」下的制度能夠如何存續，而不至於因為過度討好、失去自主性而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衷？
官話背後的另一套政治邏輯
藉由這次傳媒訪問的語言轉換中，我們其實也能從中窺見到「一國兩制」的政治變遷。從這些主要官員受訪時的談吐表現，其實讓我們能夠注意到另一群跟過去完全不同的政治勢力正走上本澳政治的舞台。
前文提到，在張永春司長的帶領下，後續眾高官均使用普通話受訪，其中幾位官員在讀稿時看似不太流利、發音不準確，甚至要經常緊張地望稿，沒辦法進一步在習主席的講話內容中發揮。與這些普通話沒那麼流利的官員相反，一些高官卻十分適應使用普通話發言，其中新任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則最具代表性，即使媒體以廣東話提問，柯司長仍然選擇以普通話回應，發言全程不用看稿也能如沐春風地描述從習主席的講話所聆聽到的重要指令，更表示自己「心情非常激動」。
這裡所顯示的並不是各個官員在語言程度上的差異，表達得不甚流利或者展現出十足自信，並非因為要讀稿或者不擅長普通話。這裏所顯示正是官員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適應那些帶有強烈中國特色的政治語言，也就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帶領下所使用的政治口號。
事實上，這些政治口號徹底脫離本地過去的政治習慣，在過去也甚少被市民認識，因此難免被一般市民認為抽象又廣泛。實際上，這些政治口號背後代表的是一套完全不一樣的政治邏輯，這一套邏輯是需要系統性持續訓練和操演才有可能學會。
這種政治邏輯深刻地埋在內地教育系統中，從中小學思政課開始，持續到對幹部每年持續的教育培訓中，如2023年中央所推動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思想」主題教育中，就要求深入學習、徹底貫徹習思想，做到「入腦、入心、入魂」。這一套政治邏輯，遠遠不是本澳傳統的地方官員能夠在每年數次的講話和培訓就能輕易適應的。我們從而能夠分辨出，未來特區政府哪些主要官員早已受到中央充分的政治訓練、帶着更濃厚的北京色彩，因此相信他們會更習慣以那政治邏輯展開未來的施政。
這一切都展示了「一國」趨勢、兩種制度的合一，令到地方政府的官員不得不捨棄過去的行事作風和言談風格，部分甚至近乎是神經反射一樣、未經深思熟慮，就已經習慣不再把澳門市民的需求放在優先。這種官員在使用普通話來轉譯習主席講話時的發言不流利，正是顯示了特區的官員正被要求去適應另一套不同的政治制度。
板樟堂一帶的國旗及區旗。
尊重兩制到侵蝕兩制：「兩制」與「一國」間的政治張力
在12月20日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始終堅持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高於一切，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同時要尊重兩制差異，充分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或者有人會注意到習主席所講的「尊重兩制差異」，而直選議員林宇滔受訪時也提到「『一國』是根本，澳門須突出『兩制』」，但其實「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延續是自胡錦濤時代下每隔數年都會不斷重複的主張。
「尊重兩制差異」這句話本身並無新奇，同時也必須在「國家高於一切」、「落實中央全面管治」後面，然而這時的再三重複卻是帶有特殊意義的。這句話不僅被中央政府重新強調，同時它的內在意義亦被希望能保護既有制度的澳門人所注意，而這正是這種雙重詮釋下的可悲之處。
對於希望保護既有制度的本地人而言，「尊重兩制差異」正意味著希望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保有自主性，也希望為澳門本土文化保留發展空間。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尊重兩制差異」的口徑一直都是保持一貫的，由始至終中央都重複着「尊重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口號，為的就是希望這個與內地有所差異的制度能夠為國家帶來利益，「兩制」的強調就是為了保持兩套不同制度產生的制度優勢。然而，當「尊重兩制」被不斷強調時，其實那恰恰意味著「兩制」實際上已經遭受侵蝕，這種侵蝕是雙方都同時意識到的。中央政府一邊需要在政治制度、行政風格、社會文化上與澳門進行進一步的統一。在這種「二次回歸」下，卻仍然必然去宣稱這個早已搖搖欲墜的「兩制」仍然健在，因為唯有這樣才能繼續保持兩套制度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也就是說，既要在政治、社會上全面統一，又希望能被認為在經濟、司法上保持獨立，才能夠為國家提供利益，這才是「一國」與「兩制」背後真正的政治張力。
行政長官岑浩輝、前特首何厚鏵、崔世安、賀一誠等出席慶祝澳門特區成立25周年酒會。
從「展翅相思」到自動自覺：從語言折射出政治變遷
今日這些主要官員受訪時所出現的語言轉換，當一些新上任的官員看似仍操著像過去講不好的普通話時，它的政治意涵早以不同於讓人啼笑皆非的前特首崔世安的「展翅相思」（展翅相思，指的是當時崔特首不標準的普通話讀音把「僅此宣誓」讀成了與「展翅相思」相似的讀音）。崔特首展現的是一個看似荒唐走板的澳門地方士紳，但仍被中央政府所尊重，哪怕講不好、甚至根本就沒人能強迫特首要把普通話學好。然而，時至今日卻僅僅因為在場有央媒，官員就自動自覺為央媒換上普通話，其中的政治變遷可說是昭然若揭。
或者有人會蒙騙自己說，近年來的變遷只是特區政府偶爾的「叻唔切」，或者只是三兩個官員自把自為，為了討好中央政府而做。事實上，在這些社會變遷中，毫無疑問固然有着討好中央、揣摩上意的成份，但近年來澳門社會所發生的各種重大變遷，肯定早就在中央政府周詳的規劃之下。正如新特首岑浩輝所說，澳門早就與「國家發展大局」融為一體，這些持續進行的變遷，不可能從未得到國家的認可，要不然這些政策早就被批評甚至被推翻，但事實是，這些變遷從沒有走過回頭路，推動這些變化的前特首更是再三得到習主席的肯定。
這一切才是現在澳門不得不面對的政治現實，當「尊重兩制」越是被強調，就越是顯示了「兩制」正走樣，澳門的未來早已被偉大的「國家發展」所注定。當澳門社會的基本利益、乃至於澳門市民的生存空間，有一日不幸與國家政策出現衝突時，這才是對「兩制」的考驗。
（注：文章應本媒所邀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