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半島景色。
踏入十二月，聽說澳門人會很忙碌。
小城出現一輪疊一輪的喜慶活動，每每都與「慶回歸」有關。不論是畫個畫、拍個短片、寫首詩，吃一頓飯、唱兩首曲也好。不少澳門人都身處某些社團、街坊會、各種職業聯會等等。凡是身在其中，只要所屬的社團響應號召辦起活動，你也就「自動」被代表了，自然成為「全澳市民歡慶回歸」的一分子。
澳門人，有什麼時候不是被代表的？哪裡才可以聽到澳門人自己的聲音？
這些問題都難以回答。但很多澳門人絕非沒有聲音，也絕不願意被代表。澳門人的聲音更是難在國際上被聽到，久而久之，全世界都不知道這個城市原來是有聲音的。
不獲祝福的文藝人
小城被噤聲，實屬原因不少，其中之一便是文化輸出疲弱。不單是政府的支持及鼓勵政策上微弱，最多只作被動的資金支援，甚至連這部分近年亦趨困難。各種文化要走向世界，本來就已很艱難（現在澳門比較容易的是走向大灣區）。
當不少亞洲鄰近地區由政府當局推動文化交流、嘗試讓世界看見自身本土文化，持續培養、宣傳自家文藝、運動、設計等各類人才時，當局卻不停輸入人才。雖然大型節慶一個接一個，但有哪一個又是為了壯大本地文化事業而搞的？有哪一個，是為了讓世界看見澳門的文化而搞的？
如今所有活動都只有一個目的：吸引旅客來澳消費。五光十色之中，澳門完全沒有文化可言，只降格為一個徹底消費主義的城市。這不只是文化部門的失職，亦因旅遊、教育、社會工作各個部門都未盡其責。
回歸前的葡人政府對本土文化不作為，回歸後的澳人政府經過起伏輾轉後，又再次淪落為一個不支持本澳文化發展的政府。
愛的迫降？
愛國思想教育一浪接一浪
一個地方的文化基礎是語言，也是本土歷史，是各種各樣生活文化的提煉、累積和紀錄。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語言已被改變？
本澳許多學校，不止俗稱的紅底學校，還包括官校，早已引入普通話教學和使用內地課本，部分學生大部分時間（不止上課）都是說普通話。不久前這些情況還有家長在網上熱烈討論，惟現時學生講普通話、用簡體字等，應該都不再成為「問題」了，因為各種以「愛國」之名而進行的「教育營」，正等著澳門人的小孩。
過往類似活動多在紅底學校舉行，也很少直接以「愛國」為號召，學生也可選擇去或不去。現在連意識形態曾是遠離政治、以宗教為主、教育與升學主要面向外國的教會學校英文部，還有較寬鬆自由的中葡學校等，亦成為對象。這似乎說明了，對所有學校而言，意識形態上的「教育」與「再教育」都是必選項。官員亦常強調，教育重點工作之一就是開展「愛國愛澳」教育，亦教導「國家安全」等內容。
過往學校還保持不同的教學風格和教育模式，現在似乎已徹底改變，至少在意識形態上，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同質化。
思維方式被改變
日常生活的語言一旦被改變，生活習慣也會隨之轉變。學校播放給學生看的教材、影片，甚至學生唱的歌都是來自內地最近的流行，網路通訊平台則早已全面轉變，有誰現在不用微信？沒有抖音或小紅書？！資訊安全？個資洩露？誰還會在意？！當整個社會都被同質的資訊覆蓋，誰還能不受影響、躲在政治冷漠背後高舉個人主義？
當簡體字訊息、看抖音「視頻」（應為影片）成為人們的日常，連文書與臉書上的用字與內地無異，甚至生活中出現「領導」等詞語。每天在各種生活壓力之下拼搏的澳門人，初時對這些改變裝作無感，惟久而久之便也真的無感。
這些改變難以言喻、無法細數，有如無色無味的洪水，早已淹沒全城各處細微末節，不是沒人看到，而是只能讓水從指縫間流走，個人無法抗拒。
與此同時，澳門人與國際愈來愈有距離，媒體報道國際新聞非常有限（就連鄰埠的許多新聞都已看不到），不少人不關心或不知道世界正發生什麼。
當一個地方的人逐漸失去對世界的好奇和關心，不再覺得自己是世界持份者、世界公民時，澳門似是變回那個連漁村都不如的小鎮。比起務農、打魚，人們雖然落後但心安理得，現時不少澳門人卻連一份能安下心來的穩定工作都不敢說有。
本地人高學歷失業
政府卻急於引進「新澳門人」
也有人說，澳門人無能力再去關心世界，快連自己都顧不上。穿街過巷，可見不少新舊店鋪相繼倒閉，伴隨而來的是高失業率。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結果，今年第二和第三季澳門居民失業率都是2.3％，數字看來不俗，但亦經常聽到有年輕人外國唸書回來找不到工作，或者一直找不到對口工作，結果為了生計唯有送外賣或兼職糊口，真人真事在身邊輪番出現。
嚴峻形勢之下，當局卻推人才引進制度。該制度在去年七月一日生效，誓要引進高學歷、高收入、處於事業上升軌道的中青年人士來澳門就業，似是無視部分高學歷年輕人失業的現實。
今年十月，人才發展委員會秘書長周昶行表示，共有464人納入引進人才名單，申請者獲得特首批准居留及申請身份證，成為「新澳門人」，並將擔任包括知名企業的高級主管、教研人員為主的職位。當局稱，這些引入人才帶同眾多高學歷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來澳，暫錄得690名隨行家團來澳。
政府多番強調，引入人才是為了開發本地產業和創造就業機會，而企業中下層、中高層則需要本地人填補。這意味內地專才來澳是成為高階的管理層，事實上整個產業人事架構安排已經很明顯，未來社會的層級結構亦已成形：澳門人，無論有多高的學歷，未來出路已不多。
資訊管控下
自殺成為社會上不能說的祕密
另一方面，是（至少）自疫情以來就持續至今的自殺消息，且有上升之勢。根據保安司最新公佈，本年一至九月共有65宗自殺死亡個案、企圖自殺個案有193宗，其中十五至二十四歲企圖自殺個案最多，共有60宗。
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保安司對自殺死亡者的年齡統計最低由五歲開始，而在65宗自殺死亡個案中，有兩宗死者年齡介乎五至十四歲，分別在四月有一名男生自殺、五月一名女生自殺，應為小學至初中階段的學生。十五至二十四歲則有五宗死亡個案，但公眾也無法知悉這些死者有多少是未成年人。
教青局近年已不再依循慣常的公佈機制，主動讓傳媒得悉自殺事件是否涉及非高等教育的學生。以往當局一般會公開發短稿簡單交代學生身份。當記者問及教青局，該局就只強調傳媒應按世衛的「六不」原則處理涉及學生自殺個案。但這些個案，都得到足夠跟進嗎？當中又出現什麼問題？由於官方披露數據過少，我們只能記住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無法過問任何因由。然而，自殺並非只是個人問題，當局亦不應無視其背後所反映的嚴重社會問題。
當資訊被封鎖，社會上談論嚴肅及敏感議題的人則愈加減少，引伸至社會上另一個擺在眼前的重要問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進一步收窄。
新聞與言論自由愈趨收窄 微弱公民社會被瓦解
回歸二十五年來，本澳新聞自由收窄、多元聲音漸消失，已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使致澳門人微弱的公民社會亦難以維持。然而，公眾需要知道真相，對公共事件形成共感及共識，繼而形成維護社會公義的基本力量。
現實是，澳門只剩下愈來愈無力挖掘真相的媒體、難以進行社會調查的學術機構。很多資料不再能被查閱，缺乏研究數據，甚至連研究的問題意識可能不知不覺觸及紅線。假如屬於本土的話語權一點一滴被奪走，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留給後來者？
以後的澳門人，他們會如何書寫廿五年後的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