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虐婦女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走出家暴陰霾？或終其一生都活在惶恐中？來自內地的W（化名）在經歷五、六年離婚訴訟後終成為離婚人士，擺脫虐待她多年的前夫。W坦言，目前的自己如同重生，亦已原諒了前夫，「因為我不會再想起以前那段那麼令人難過傷心的事情」。
上班、上學、又要照顧家中兩名男孩及父母的W，雖口講講好累好累，惟散發出的活力及自信與本媒記者兩年前所見的有天淵之別。現時W有了安穩的住所，有了想追求的事、雖然有時兩個讀小學的孩子仍讓人頭痛，但亦常陪自己做義工，這些都讓W變得不一樣。
正在讀高中的W表示，日後讀完大學若能考上社工專業最好，「可以從事（社工）當然更加好，我又可以穩定我自己的經濟，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W在社工學者何穎賢的陪同下接受本媒訪問，W希望以自己面對家暴的經歷，可以幫助及鼓勵其他正經歷家暴的受害人。
她也希望家暴受害人可以放下憎恨，因為憎恨一個人「需要很多能量和時間」，影響身體和心靈健康。
同居見真章
W與前夫是同鄉，在家鄉經鄰居介紹下結婚。結婚生子後，W就離澳回鄉照顧小朋友，而前夫在澳工作。三年後，W就帶著兩個兒子與前夫在澳門生活，怎料來澳後才是惡夢的開始。
初來澳門的W，既要獨自照顧兒子，又要適應陌生的環境，感到「無助和辛苦」。前夫亦覺得自己工作辛苦，需要早出晚歸，於是就有各種不同的磨擦。
W回憶起某一次爭執，是因為其中一個兒子生病，W就帶著兩個兒子去看病，但又被的士拒載。「（的士司機）看到我背著一個，又牽著一個，又很晚，他又不載我，我又覺得很生氣，我回去（後）我都有情緒，他（前夫）又有情緒，大家就爆了。」
她表示，前夫除了以言語及肢體暴力外，又恃著自己為經濟支柱，在經濟上控制自己，「一個星期給你（W）五百元，多就沒有了」。在生活上，自己常捉襟見肘。
這個狀況直到W取得「非永久居民身份證」、當上莊荷後才結束。可是，前夫又為她帶來另一種麻煩。她指出，前夫不信任自己，覺得自己「在外面有男人，就是跟蹤你（W）」。
除了跟蹤W外，前夫每晚都不讓她睡覺，甚至在她工作的場所鬧事，目的是要W辭掉工作，在家照顧兒子。
又一次，前夫在W出門口時與她起爭執，要求W不要外出上班，並勒著她的頸部。當時，W就對前夫說：「你是否想勒死我？」兩個兒子見狀，就上前扯著前夫，大兒子更把前夫的手指拿起來並說「爸爸，你不要勒死媽媽。」
W就帶著兩個兒子與前夫在澳門生活，怎料來澳後才是惡夢的開始。
離婚的決心
儘管前夫多次以言語及肢體虐待自己，W坦言從沒有動離婚的念頭，但也沒有有效渠道求助，只能向親戚訴苦。
直到某一日，W接到老師的電話，得知兒子把家裡的事告訴老師。她指出，因為兒子「很害怕媽媽（W）死」，因而告訴了老師。
在學校老師及社工的幫助下，自己亦被轉介至一社福機構，並獲安排入住院舍。
W認為，自己入住院舍是「想給予彼此（W與前夫）時間，大家再去冷靜」，怎料前夫認為自己是與另一個男人在一起，要脅其儘快回家。
在W入住院舍的一個多月間，前夫不停騷擾她的父母，使她下定決心「不要再回頭」，決定「單方面申請離婚」。
看到卻用不到的《家暴法》
W的離婚訴訟歷時五、六年，直到去年，法院才以「事實分居」滿兩年為由，成功申請離婚。
儘管離婚訴訟是在《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下稱《家暴法》）後發起，但W卻不能以《家暴法》去起訴前夫，甚至她更因起訴前夫家暴而面對額外的麻煩。
陪伴W的社工學者何穎賢指出，雖然當時W被家暴時有報警，但沒有錄口供及驗傷，「沒有（把）整個過程做完」，所以沒有足夠證據證明W是被家暴。
而與前夫爭奪撫養權的官司中，W又經常要帶兩個兒子到社工局轄下的「兒童評估中心」，評估他們應該跟父親或母親生活。前夫的目標是要告到終審法院，但到了中級法院後就沒有再上訴，法院把撫養權判給W，但回想起打官司的過程，她不禁感慨「那時很瘋狂」。
居留成疑 擔心小孩失照顧
在單方面申請離婚期間，W擔心其居留權受影響，導致無法照顧小孩，故向律師和身份證明局，惟雙方都「沒有確實答覆，說一定不影響（居留權）」。直到W今年成功取得「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她才確信自己的離婚訴訟沒有影響到她的居留身份。
何穎賢補充，在《家暴法》實施後，很多媽媽都憂慮以《家暴法》上訴離婚，會影響其在澳居留權。警方曾回應：「是不會的（影響在澳居留權），但原則就是要證明你（上訴離婚者）是家暴受害人。」
不過W的情況是最不確定的，因為W沒有完成起訴家暴的司法程序，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她是被家暴，所以很多律師當時都不確定上訴離婚是否會影響其居留權。
十二年「愛與痛」唯一不後悔的是育有兩個兒子
由申請單程證到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證」，W歷經十二年的時光，中途伴隨著被家暴、離婚訴訟、經濟拮据等折磨。W現在回想發現自己「很後悔，「（十二年的青春）沒有了」。
她又稱，有時候覺得過去十二年的生活「很痛苦」，不知道自己為了甚麼來澳，自己原本「在鄉下都很舒服⋯⋯我（W）來到這裡人生地不熟，我還要去熟悉這裡的環境，這裡的生活習慣」。
在這十二年，W唯一不後悔的是育有兩個兒子。由離婚到現在，兩個兒子一直陪伴在她身邊，在她的經濟狀況較為拮据時，兒子甚至會安慰她，讓W很感觸，認為自己「會走到今時今日」，是因為小朋友令自己要更加堅強。
如何讓「不和諧家庭」現形？
回想起求助的過程，W反思在兒子跟老師訴說她被家暴前，自己只能向親戚訴苦，找不到有效渠道求助。W認為《家暴法》的宣導需要「徹徹底底去到學校，讓小朋友去意識到⋯⋯原來我（小朋友）爸爸如果打我（小朋友）媽媽是不對的，是犯法的。」
W亦反問，為什麼「性教育」可以推廣至幼稚園，但《家暴法》卻不能？「為什麼這個法（《家暴法》）是切身關注到小朋友（受虐兒童和目睹家暴兒童）的成長問題，（但）為什麼不落實到幼稚園就開始普及這個法律（《家暴法》）？」
何穎賢亦補充，政府除了繼續推行現有的「和諧家庭月」外，也可以設立一些針對性支援，令有需要求助的人可以得到一個「能夠信任的支援」，例如派社工同事去陪同報警、錄口供、驗傷等。
W希望以自己面對家暴的經歷，可以幫助及鼓勵其他正經歷家暴的受害人。
「家庭友善政策」執行效果如何？
過去的經歷讓W成為其公司「家庭友善政策」下的受惠者，惟公司的人事部每次批准W可以「固定上班時間」時，都會承受很大的壓力。W亦坦言，現時上班時也很焦慮，「怕你（公司）突然間又說不批我，或者老闆突然間又說見我。」
W因可以「固定上班時間」遭部分同事排斥。她又稱，自己亦有向同事解釋過，公司一直開放「固定上班時間」給任何同事都可申請，惟需要提交有利審批的文件。無奈自己如何解釋，同事都「很難理解」，亦阻止不到公司內的閒言閒語。
何穎賢補充，就算公司一直開放「固定上班時間」申請，公司都不會高調宣傳。其他職員便不知公司有「家庭友善政策」，又或者「礙於社會上對於家暴，仍然都會有很多污名，也不敢把自己家裡的家事告訴公司。」
她認為有社會責任企業應協助受虐婦女可以重返職場，因為「有一份職業，是對於單親媽媽，其實是很重要。」政府雖一直推廣「家庭友善政策」，但「具體怎樣執行？執行成果又怎樣呢？」
重新、重生
W：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疫情期間，W選擇了自願減薪計劃，生活回復平靜。她表示，這樣可以多花時間陪伴兒子，又可以給自己一個假期去休息、自我增值。
與此同時，W亦找到固定居所，讓兒子可以在穩定的環境中成長。
W又稱，現時自己的理想是入讀大學的社工學系，希望可以在進修時吸收與社工有關的知識，就算以後不從事社工方面的職業，也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幫助別人，「但是可以從事（社工）當然更加好，我又可以穩定我自己的經濟，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目前W也是澳門家暴受害人互助會開設的「互助會媽媽組」（下稱「媽媽組」）的成員。「媽媽組」內不只是有專業人士去幫助家暴受害人，也會有W這類過來人，去幫助或以自身經歷去鼓勵其他受害人。
何穎賢亦補充，未來澳門家暴受害人互助會也會開展一個名叫「蒲公英」的計劃，就如蒲公英將種子散落到不同的角落般，分享互助及反家暴的信息，以此去幫助單親、受家暴的女性。
放低過去
W：「我已經不憎你爸爸了」
與過去的崩潰相比，現在W感謝過去的環境造就了現在的她。她曾與兒子說，自己「已經不憎你爸爸（前夫）了」。
她認為憎恨一個人「需要很多能量和時間」，不再憎恨亦是「自己的一個釋放，因為我不會再想起以前那段那麼令人難過傷心的事情」。
W都希望其他受虐媽媽都可以放下憎恨，因為「當你（受虐媽媽）不憎一個人的時候，你就不會有很多的（負面）能量放在裡面」。
她又稱，自己亦見過很多受虐媽媽患上癌症，因為她們「全都悶住，其實是心理因素（讓受虐媽媽患癌），她們（受虐媽媽）是會身體影響情緒，情緒又再影響身體」。
W亦希望其他受虐媽媽可以如自己般，可以放下憎恨，因為「當你（受虐媽媽）不憎一個人的時候，你就不會有很多的（負面）能量放在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