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有一群婚後才正式來澳生活的外地配偶，每天嘗試融入社會並照顧家庭。過程中，她╱他們在澳的伴侶及家庭是其最有力的支撐，但若不幸遇上伴侶施暴，一夕間生活便頓失所依。婚後遇家暴的外地配偶，在選擇繼續留在施暴男身邊保家庭「完整」與離開之間掙扎，無論留或走皆兩難。一旦離婚或會影響居留權，無法留澳照顧小孩甚至失去撫養權。來自內地的Min（化名）在婚後遭遇家暴，現時正處在人生交叉點，望最終能有尊嚴地生活。
本澳有不少外地配偶在婚後才到澳生活，需要重新適應社會環境及建立社交網絡。疫情期間更減少了與原居地親友的聯絡。
Min表示，自己這種以探親證居澳的內地妻，最慘下場可能是「一無所有」，「帶侮辱感回到鄉下無法生活，甚至可能會想尋死。」
Min在數年前從廣東嫁到澳門，現在育有一名兩歲多的小朋友。她說，當年是廣東的親友介紹認識先生，在拍拖時也知道伴侶多少有暴力傾向，但未料在婚後第二個月就遭遇家暴。「拍拖時未有疫情及養家壓力，佢未有暴躁一面，而且佢承諾過唔會打女人。一直等到結婚後認為我走唔甩，佢就開始郁手。」
婚後遇暴力及經濟剝削
更怕胎兒營養不良
第一次施暴是在懷孕前，丈夫特意用力打Min的頭，外觀傷痕便不太明顯。當時動手的地點是在街上，「光天化日、無任何先兆。」丈夫打人時表情甚至是「心平氣和」。待Min反應過來，頭部已是又痛又暈，「係一拳鎚落頭頂中間，之後幾個月頭頂、後頸、成個頭都痛。」
「他帶我去睇醫生，一路上仲鬧我，好暴躁，甚至埋怨我為他帶來麻煩。」Min說。
結婚一年後，Min有了小朋友，但因未夠分數申請單程證，未有正式身份，須斷斷續續拿著探親證在澳照顧小朋友，亦無法工作。在懷孕期間，Min所有經濟來源都需靠丈夫，惟經常遭剋扣生活費。
當時Min對本地社會不熟悉，多拿著生活費到超市買凍肉和即食麵，懷胎數月被醫生提醒胎兒有機會營養不良。Min形容，嫁到澳門初期已被丈夫經濟打壓，證件又無法工作，「我無任何錢同機會去街市買餸。」
Min的生活須依賴丈夫一家人，惟丈夫的家人卻對Min被施暴表現得冷漠，毫無意見，甚至冷嘲熱諷，更因小朋友的「現金分享」、「消費卡」、「利是錢」等生矛盾。「佢同媽媽一齊想搶我個仔嘅現金分享，我唔同意。一週內向我家暴三次。」
初時Min是不敢報警的。一來在澳沒有依靠，生活全依賴夫家；二來擔心會影響居留身份。「佢打我，我從來無報警，第一次或第二次我去社工局備案。只有今年才報警。（被打後）關節炎反反覆覆，無法食嘢同戴耳機聽歌或坐巴士（有不舒服），甚至無辦法接受巴士嘅聲音。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下，佢媽媽都話係我自己身體原因，唔係佢個仔造成。佢媽媽縱容佢行為，細佬關房門當睇唔到。（丈夫）都趁關上房門無人就郁手。」
Min表示，自己決心報警的原因是擔心家暴對孩子的影響。
家庭輔導服務為誰解決問題？
Min認為，當時是自己給了機會，選擇與先生結婚。多年相處自己亦比較清楚先生的情況，嚴重的情緒問題導致先生暴力橫生，「佢無法維持社交功能，會好暴躁同粗魯、固執，影響工作⋯⋯需要個人成長方面、情緒同睡眠方面嘅輔導。」
當Min因家暴向社福機構求助時，她的個案被轉介去社福機構的家庭服務中心，幾年間不斷被「轉嚟轉去」，個案沒被接手，直至去年才正式開始其個人輔導。
她表示，輔導的內容主要是了解期間家中所發生的事、小朋友以及丈夫的狀態，「半個月一次，穩定少少就三個禮拜一次，近期一個月一次。本來準備結案，最近又發生咗家暴。」
她又指，輔導過程中沒有看到丈夫的情緒問題得到處理，即使自己多勤奮去接受輔導亦無法解決問題，問題始終在伴侶身上，而對方無論如何都不會去接受輔導。「需要輔導嘅人係我先生，同佢講都覺得無關痛癢，佢認為佢無問題，係我有問題。」
Min也直言，自己去的機構或其他機構所安排的輔導幫助不大，只看到表面情況。「睇到我心理狀況可能強大過我先生，但好多時都靠我自己去覺醒。」若情況許可，最需要的就是先生的個人輔導及婚姻輔導。若社會機構可安排家訪，觀察一家人如何食一餐飯，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個案的實際情況。
Min表示，如自己這種以探親證居澳的內地妻，最慘下場可能是「一無所有」，「帶侮辱感回到鄉下無法生活，甚至可能會想尋死。」
遇多次家暴終報警需莫大勇氣
對於受家暴傷害的婦女與兒童而言，若想與施暴者分開生活，須有獨立的經濟來源，才有可能脫離夢魘。Min曾入住院舍一個多星期，之後就搬回廣東住一段時間，惟當小朋友不在身邊時，她便終日提心吊膽。
事實上，像Min這種內地來澳配偶在本地沒有幾個朋友可支持她╱他們，在疫情期間與內地親友的聯絡亦減少，造成更困難的局面。
最後，讓Min決心報警的原因是擔心家暴對孩子的影響。她表示，丈夫經常在小朋友面前爭吵、動手、威脅自己，自己發覺只有兩歲幾的孩子受嚴重影響，開始有暴力傾向，「小朋友去親街都話要買長刀，話要買嚟殺爸爸，語氣平靜，日常傾計咁。點解？『因為爸爸好大聲鬧媽咪。』我就好驚訝，兩歲幾小朋友講出殺人仲要係爸爸⋯⋯先生嘈交時話要殺咗我，話要返鄉下搞我阿媽之類。在我報警之前，喺電話同當面都有講過，小朋友都在場目睹家暴。」
因擔心長久下去暴力環境會影響小朋友成長，Min終鼓起相當大的勇氣才下定決心報警。然而，無論在報案過程或在思索日後如何走時，她坦言，每走一步都倍感艱難、常浮起放棄的念頭。若因離婚、刑事追責等或會影響自己在澳居留，以後便很難與小朋友一起生活。
雖然《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下稱《家暴法》）出台後，家暴在澳已是公罪，惟Min認為部分警方及社福機構人員對家暴的認識尚有許多不足。
帶著小孩去驗傷
報案奔波、饑寒交迫
她表示，自己今次報警須到司警及治安警處落口供，前後用了近九個小時。警方對身體受傷情況問得很仔細，也有驗傷，但對於丈夫的精神及經濟控制方面的侵害卻不多理會，也明確拒絕聽Min陳述精神方面遭受的虐待。司警亦表示含有暴力語言的微信錄音不可當作證據，只有文字訊息可以。
Min表示，若警方無法理解家暴經歷，而多次通報家暴紀錄一旦無法成為佐證，即使多次通報和舉報也沒有意義。
有關家暴佐證方面，澳門家暴受害人互助會理事長葉濃喜亦提到，許多家暴都在受害人的私領域發生，如房間等場合，若有錄音、錄影證據是未經雙方同意的，這些未經同意採錄的證據能否在庭上當作佐證仍是未知。
Min形容，報案當日簡直是饑寒交迫。從下午五點直至隔日凌晨三點，自己帶著小孩走去醫院驗傷、在司警局及治安警局間奔波落口供，「每一刻都想放棄。」在警方的分工上，重複家暴案件屬司警職責，而單次傷人要找治安警，故需要分別在兩單位單獨落口供至少三小時，面對相當大的身心負荷。
當時Min受了傷感無助，幸得社工學者何穎賢（Ceci）陪同及鼓勵，一同面對及完成繁瑣的報案程序。
內地配偶Min表示，自己與暴力的老公在結婚一年後有了小朋友，但因未夠分數申請單程證，未有正式身份，須斷斷續續拿著探親證在澳照顧小朋友，亦無法工作。在懷孕期間，Min所有經濟來源都需靠丈夫，惟經常遭剋扣生活費。
在澳數年卻未有正式身份
一旦離婚或影響居留權
Min也想過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離婚、離開夫家，但基於身份問題，她很難做這個決定。除了擔心居留，憂慮無法在澳照顧小朋友之外，更很難向夫家爭取贍養費。
現時Min最希望就是陪伴在小朋友身邊見證其成長，若因家暴而離婚、打官司，最後不單有可能導致居留失效，或亦影響爭取親權， 這對她而言便是失去了一切。「揸探親證嚟澳門嘅婦女最慘下場就係付出六年全職照顧小朋友，自己職業同時間耽誤咗六年，最後可能會失去小朋友撫養權同居留權，一無所有，帶侮辱感回到鄉下無法生活，甚至可能會想尋死。」
現時Min仍打算嘗試，陪伴、開解有情緒困擾的丈夫。自她報警後，丈夫亦被要求接受強制輔導。對她而言，離婚是最後不得已的打算。
訪問期間，Min亦多次提及自己在澳多年，惟澳門身份對她似遙不可及。現時她仍尚未夠分數申請單程證，沒有「非永久居民身份」。即使現時不選擇離婚，也要再等七年以上才有機會獲永久身份，期間都有可能繼續受到家暴。
Min希望政府的居留政策可嘗試為遭遇家暴配偶找到調整空間，讓她╱他們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外，亦可有尊嚴地留在澳門生活、工作、照顧小孩。
後記
在早前受訪時，Min剛好帶了小孩回家鄉暫住。事實上，由今年七月起，她與小孩便斷斷續續住在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庇護院舍。期間，丈夫表示掛念小孩，故在友人陪同下她亦曾見過丈夫。她等待已久的單程證有望在未來數個月批出，對之後可能走的路或更清晰。
至於早前報案，Min自己則已「打定輸數」，認為入不了家暴罪，甚至連傷人罪亦未必入到，因那時她並沒有表面傷痕，亦沒有任何跡象呈現其頭部受傷的狀況，而警員亦只是目測她的頭而已。
Ceci表示，最近見過Min及其小孩。在住庇護院舍間，她的孩子因被同一院舍的其他孩子攔阻，急於找正在廚房洗碗的Min而想爬過欄杆，導致下巴受了傷。「她（Min）不會為了自己的事哭，但是她會覺得兒子這樣被人欺負，在院舍被人欺負，然後受傷⋯⋯（她）就會被其他人責備，是她沒有好好看著小朋友。她覺得很難過，所以她在中心哭得很厲害⋯⋯第一次爆哭、六神無主。」
Ceci又表示，若Min能有一個居民身份，即使是非永久，她便就可以找工作，這樣「她的心可能會比較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