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六月初起，台灣爆出一連串#MeToo控訴風潮，從民進黨前成員揭露職場性侵開始，擴散至演藝、教育、媒體、藝文界，不少公眾人物被指利用權勢、利益、曖昧關係，對受害者進行不同程度的性侵犯。
更令人震撼的是，這一波#MeToo運動的受害者不再活在黑暗之中，而是勇敢地具名申訴、揭發不公義的行為，社會輿論也站在弱勢者一方，鮮少出現歐美#MeToo運動經常出現的「指責受害人」（Victim Blaming）現象。縱觀兩岸四地，台灣在性別平等進程可算是走得最前，短短三個月內，運動已促使立法會修正「性平三法」，訂立「權勢性侵」界線、加重刑罰，填補教育和工作場域的性侵法律缺口。
本媒採訪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美華，以及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彭渰雯。兩人在台灣婦女運動前線努力不懈多年，見證三十多年間台灣社會由保守變成開明，細說隨著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的轉型正義歷程，公民社會也走過一條長河，路上除了有自揭私密創痛的先行者外，還有賴普遍化的性平教育、婦女運動，甚至文學、電影的次文化影響力，逐步把不見天日的性侵事件，還原在審判的天秤面前。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彭渰雯已積極參與台灣婦女運動發展，現為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相片由高雄婦女新知協進會提供
一九九〇年代初：性侵受害者反被控訴 激起反性騷擾大遊行
「曾幾何時，台灣也曾經出現法律沒站在你那邊，甚至反過來指責、控訴加害者的情況。」社會學系教授陳美華如是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性暴力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有著一個歪倒而失衡的天秤。
一九九〇年四月，國立清華大學便爆出一名男生，趁著女同學伏在圖書館的桌上休息時，伸手亂摸她的胸部，後來才發現這位男生是慣犯，大批女學生發起「一人一信」運動，並設立「性騷擾海報牆」，寫上各自強烈的控訴。那是台灣社會首次出現用「小紅帽」來借代性侵受害人的稱呼，多間大學設立「女性主義研究社」。
翻查舊日的新聞報道，當時的性騷擾海報牆上也有許多反對、指責受害人的聲音，「性騷擾無罪！」「清華賤女人！」「這些女學生穿這麼少對嗎？」
一九九四年，台灣國立師範大學爆出中國文學系女生被教授強暴的事件，該名女生在校園內大肆噴漆，既勇敢揭露事件，也提醒其他女生要提防該教授。「結果，那個被性侵的女學生，萬般不情願地說出想法，卻被那個男生的太太反告通姦罪。」陳美華分析說，「當時候整個情勢，不全然來自媒體的壓力，而是整個文化、法律、體制，都跟這些女人站在對立面。」
當其時，《中國時報》獨家披露新聞後，學校兩日後批准教授自動辭職，卻沒有發起任何調查行動，不久之後，更以「師生戀」、「精神狀況不佳為由」，強制受害女生離開學校。
一石激起千層浪，多個婦女團體如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女性學學會（女學會）、各大專院校女性主義研究社等，在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發起「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陳美華指出，那是首次台灣大批女性上街遊行，也為日後《性騷擾防治法》的立法奠定基石。
一九九八年到千禧年代：
隱身蒙面、鄉愿的受害者形象
到了一九九八年，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女生被教授強吻，引起社會熱議。當時作為台灣婦女運動團體成員的彭渰雯和陳美華，協助該名女生開記者招待會，但彭渰雯強調，早期受害者經常陷於「不見光」姿態，「那時性騷擾出來的人都是戴口罩，戴帽子，用代號『A同學』、『B同學』說話。」
整個申訴過程中，她們面對不少阻撓，「學校總會說和解，有那種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想法。當時甚至認為這是『成年人的事情』，不應該由法律來決定。」彭說，「總之就是想反抗聲音消失。」
陳美華教授則指出，台灣的媒體喜歡搶眼球，很樂意報道性侵的案件，既增加不公義事件的曝光率，卻同時有機會帶來加重傷害，讓觀眾的冷言冷語，在受害者傷口上灑鹽。
「日本媒體不太愛談論這件事情。即便他們指控那個人是很有power，他們還是不愛談論。」陳美華分析指，日本社會較為冷漠、父權至上，大批群眾會指責女性受害人「色誘」、「穿得少」，但台灣人比較傾向同情受害者；這些地域性的差異，致使那個年代的受害人在權衡是否站出來時，承受很大的心理矛盾。
於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的陳美華教授指出，當年台灣性侵受害者面對的壓力不只來自媒體，而是整個文化、法律、體制都站在受害者的對立面。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林奕含、林于仙事件：
被性侵後自殺的悲劇結果
直至近年，台灣社會開始響應西方的#MeToo運動，受害者開始具名申訴，在社會投下震撼彈。首先是二〇一七年，林奕含疑因遭受老師性侵而患有抑鬱症多年，出版影射事件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再懷抱多年的創傷自殺；其後是二〇二〇年，台灣社工林于仙被性侵，卻與加害者廖姓男子發展成情侶關係，但男子遲遲不肯離婚，最後林于仙跳樓輕生。
「兩宗都是性侵事件後的悲劇。」陳美華分析指，林奕含事件引爆公眾討論，但她的控訴埋藏於《房》的情節和意象當中，以致無法確定虛構和真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房》講述國文老師利用權勢去與不同女孩發生關係，也揭開了台灣社會的難言之隱──權力不對等的性關係。
「（《房》）引發起第一波的社會討論，但沒辦法談很深入。大部分都集中在於，為什麼這麼優秀的第一志願高中女生會發生這種事情。如果父母換個管教方式，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小孩？」她說，「她對老師仰慕情感，混雜權力、性、控制、愛，這些複雜關係，也很難一概而論。」
《人選之人》熱潮：
控訴力量轉為「光明正大」
直至二〇二三年，台灣連續劇《人選之人》播出，台灣社會迎來一次受害者聲音的集體解放。《人選之人》直面權勢騷擾、私密照外流等話題，觸發前民進黨員工陳汘瑈在 Facebook 發文，指控在職場合作時遭到上級性騷擾；其後，該劇集編劇簡莉穎也自揭劇本取材自身經歷，指控大學時曾遭中國流亡詩人貝嶺性騷擾。
陳美華從影視角度分析指，《人選之人》的劇情照見女性的自主和勇氣，讓一眾受害者有模範可認，受到鼓舞站出來，舉報性侵的不義之行，而這次受害者的形象，更有著光明的面向，「這是文化產業的力量，故事是虛構的，卻影射許多人的真實經驗。」
彭渰雯則分析指，二〇二四年台灣總統大選快要來臨，探討選舉黑幕的《人選之人》受到追捧，同時也掀起所有公共議題的熱度，其中有權勢者的黑幕，無論是性暴力或貪污，自然惹來更廣泛的迴響，引發更強大的 #MeToo 風潮，「縱觀一九九〇年代的性侵案件，到林奕含、林于仙自殺案件，她╱他們的權勢性侵故事都高度雷同，只是社會大眾的反應不同了，變成站在受害者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