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攻讀心理學的April是一位媽媽，孩子正讀初小。最近台灣如火如荼的#MeToo運動讓她想起埋藏心底多年、發生於自己年幼時不舒服的遭遇。
「我都只不過被人用下體、隔著衣服觸碰到，都由六、七歲記到現在三十七、八歲。如果他真的有做到一些更加過火的行為，那傷害是多大呢？」 二〇一八年，April決定報警，指證那個幼時曾侵犯自己的音樂老師。身為一位母親，這身份讓April更堅定其抉擇──不希望再有小朋友遭受自己的經歷。
多年後，傷害April的人已被捕，她亦完成舉報和佐證，這些事情讓April有機會重新面對這段過去。
April接受本媒訪問並講述她的遭遇，希望以自己的故事讓社會關注性侵受害者的權益，發聲助他╱她們討回公道。
三十年前的陰霾
April生於四口之家，當她六、七歲時媽媽問是否想學鋼琴。April指出，媽媽或從朋友打探到同區有一位很出名的導師，於是媽媽找他與自己試堂，上課地點是導師的家。
導師說April的手指偏短，影響彈琴，需要做壓手指的動作，讓手指有機會長長一點。
試堂時媽媽全程陪著April，其後媽媽便決定讓April跟這位導師正式上課。「上課的時候，除了跟琴譜（練習）及教琴譜的東西之外，再來就是壓手指。他（導師）也會教我自己壓的，也真的有這樣做，初初那一部分（教壓手指）也是很正常的。」April如是說。
April接受本媒訪問並講述她的遭遇，希望以自己的故事讓社會關注性侵受害者的權益，發聲助他╱她們討回公道。
在某個傍晚，April如常到導師處學鋼琴。其後，導師叫她到一個黑暗的房間壓手指。
April表示，在房間裡導師以身體將自己的身體壓向牆，再開始教自己壓手指。
現時April憶述事件亦感奇怪，因為當時導師家人正在房間外，但沒有理會他們的舉動，或感奇怪為何自己被帶入房間內壓手指。
這次經歷讓April覺得很不舒服，但又說不出甚麼原因。於是，她就跟媽媽說自己不喜歡、不想再去學琴，但遭媽媽強烈反對，認為自己「半途而廢」、「嫌辛苦」。
幸運的是April有一個無條件支持她的爸爸。在爸爸支持下，April不再跟那位導師繼續學琴。
數年後
相似遭遇才意識到小時曾被非禮
April表示，自己在十幾歲時，某日乘搭巴士期間也遇到類似情況，一如導師曾對自己做的事。
當時有一個人在April身後「頂下頂下」，這個猥褻行為勾起她六、七歲時的記憶，才發現原來當時曾被導師非禮。幸運的是，這兩次被非禮經歷對她的傷害不大。
「我的是屬於傷害性比較低的，所以比較容易分享。但是，如果真的有些傷害性比較大，可能要整件事說出來，對他╱她們來說是有困難的。」她說。
當時的April也在想，對這個情況自己能做些甚麼？應該要報警嗎？在詢問警察朋友意見時，認為報警的結果不樂觀，故她便沒有提告。
五年前的一則新聞
以行動支持本澳「#metoo」
二〇一八年十月的一個晚上，April瀏覽社交媒體時發現一則新聞，講述一對小姐妹被性侵案。新聞內文雖只公佈了涉案導師的姓氏，但她幾乎立刻知道那個人就是當年非禮她的導師。
在她繼續搜尋與這單案件相關的新聞時，發現有一篇控訴同一位導師的「#metoo」帖文，她便馬上聯絡發文者，問她有什麼事可以幫忙。
兩小姐妹案及「#metoo」帖文讓April終有勇氣聯絡司警講述案發經過。一想到若自己袖手旁觀的話，可能有更多小朋友受傷，April便覺得自己不能不理。「（即使）大人亦難舉證，作為一個成年女士，我可能在巴士上被人非禮了，都未必能舉證，何況一個小朋友？如果對方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其實是更加難去舉證⋯⋯如果我可以去做什麼，讓受害的小朋友真的討回公道，我覺得這樣就最好。」
自己先做一小步
April決定出庭做佐證，她坦言自己並不是做了甚麼大事，「但係先做一小步。」
在自己當年被非禮到導師被捕，足足過了二十多年，期間有多少小朋友遭傷害，一想到這些，April坦言感難過、恐怖。「一個音樂或者畫畫的導師可以接觸到多少小朋友？可以做了多少次？然後有多少小朋友，好像我當初這樣，不認識或者沒有出聲？想一下都恐怖。」
April又直言，自己很希望那位導師真正受到法律制裁。一旦有了類似的案例，在起訴成功後，市民權益就會受到保障、或有一些法律去填補漏洞。
April表示，司警曾問是否起訴該導師，並指難成功起訴。因自己所遭遇的事己年代久遠，而且也無法拿出對方越軌的證據，便沒有想過要起訴。
除了報案、答應做佐證，April也把導師被捕的消息告知家人及朋友，包括她的媽媽。她表示，其媽媽亦因此感內疚，在兩人傾談後，最後媽媽亦釋懷。
身為一位母親，這身份讓April更堅定其抉擇──不希望再有小朋友遭受自己的經歷。
遲來的法庭審訊
再見導師 噁心感湧現
二〇二〇年一月，April上庭做佐證，再次見到當年非禮她的導師。April表示雖然自己已不記得其五官，「但是我看到他整個形態，就知道是他了。」庭上的他，不論是打扮還是容貌，都跟幾十年前一樣。
April憶述，當時覺得噁心，「很想和他保持一個很遠的距離，或他（也）沒有看過來，但是我會很害怕他看過來。」
由於April是做佐證，她稱自己在庭上的時間很短，「去到就是坐下來，他問你，你有什麼經歷，那麼你說完就算了。」
然而，April亦直言，這名導師對自己而言便是一個很恐怖的存在。
被猥褻卻不能主張
April：我覺得做女人好像很慘
回想起二〇一八年的報警過程，April亦難掩觸動之情。「我都只不過被人用下體、隔著衣服觸碰到，都由六、七歲記到現在三十七、八歲。如果他真的有做到一些更加過火的行為，那傷害是多大呢？你會覺得很慘，說出來又要被人質疑。甚至我自己去佐證時，我都有、又不可以說質疑，就是說他（警方）一定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你那時候多高啊？你說他用下體去、觸碰你，那他就要蹲下？』我說了很多次、就說：『我真的不記得，我沒有畫面。』他是半蹲還是怎樣，但我很肯定他觸碰我。」
憶述當年司警詢問，April表示，當時內心便有「就是自己不被信任」感覺。「你（警方）不相信我、你現在質疑我。」自己明明已經被摸，但還要想辦法去令司警相信「我被人摸」這件事，「真是很不懂得形容（感受）。」
April又稱，自己明白不排除有些人會說假話或只想「嘩眾取寵」，但這樣是對一批受過侵犯又想把遭遇說出來的受害人，再次造成難以想象的難堪及傷害，甚至亦有受害人因沒有證據而被告誹謗。
儘管說性侵遭遇很難、甚至會受傷，April亦撫心自問：「是不是真的不發聲呢？」
問及如何向小孩展開性教育，曾為興趣班導師的April認為，教育不只是教導小朋友而已，親子教育對小朋友來說是最好的。
不要指責受害者
提及最近台灣#MeToo運動，April表示，近日自己亦忙於向身邊人講述台灣MeToo事件受害人所受的種種困境。當地MeToo事件受害者說出自己經歷後，「我身邊很多人都會說：『是不是炒作？』加上有些是明星，很多人或會說：『這麼多年後說出來有什麼意思？』我真的要逐個向認識的人去解釋。」
April又稱，自己一聽到如「為什麼受害人要這麼多年後才說出來」此類的言論，便覺得身為女人很慘。他╱她們質疑受害人為何當時不報警？為何見多人講自己才又講？「可能好像我這樣，小時候不認識又或者是說了都不相信、不夠膽說；或者在意別人會怎樣看自己；很多這些（若）你沒有經歷過，又或者你是一個男人，其實你真是想不明白。」
April認為，正因為這麼多人說出自己的遭遇後，更多受害者才有勇氣說被性侵的事。
反觀澳門，April認為本澳社會氛圍對受害人來說「係冇咁灰」，社會氛圍或網上輿論大多是會站在受害者的一邊。除非疑犯的社會地位較高，本澳普遍正面的人還是比較多。
作為一個媽媽
望小孩學會保護自己
April有個正讀初小的女兒，跟自己小時候相比，她認為現時學校的性教育比以前進步了不少。由幼稚園開始，教青局就會開講座、派發性教育小冊子給學生。
April又稱，自己亦會順勢教導女兒，買了不少相關的故事書，與女兒講解，教她認知私人部位以及保護自己。
她續稱，性侵加害者不分性別，所以自己教女兒只要遇到不舒服的碰觸包括父母都要出聲；自己亦常會跟女兒說：「就算是媽媽，媽媽幫你洗澡會碰到，但如果碰到令你不舒服的地方，你都要出聲。」
April又表示，並非自己不相信家人，「但意識要有，就是讓她（女兒）知道：就算是父母、爺爺奶奶、公公婆婆，總之所有接觸到的人，如果他╱她（碰觸）會令到你身體不舒服，你都應該要出聲。」
童年的經歷讓April更有意識去保護女兒，不過與其身邊的媽媽比較，April又認為，這些媽媽的意識跟自己沒有太大落差，「現在的父母對這方面的意識高了，都比較願意去說。」
父母之職 終身學習
問及如何向小孩展開性教育，曾為興趣班導師的April認為，教育不只是教導小朋友而已，親子教育對小朋友來說是最好的，性教育亦如是，除了小朋友，家長也要了解「什麼是真正的性教育」。
她又認為，父母能一同陪小孩學習就最好，「不要扔下小朋友，讓他╱她自己學。小孩自己學不到什麼，幼小之前的小朋友，（若）他╱她學東西，其實不是他要學，是他的父母要學。」性教育也是如此，除了小朋友，家長也要了解「什麼是真正的性教育？」
不論是興趣班導師或學校老師，April坦言，這些人都只是旁觀者，只能留意到小朋友的變化、再作提醒，「但整個家庭的氛圍、溝通方式、或者教育，真的要靠父母去努力。」
她亦指出，現在較多小朋友或易有情緒問題，家人須處理。每個家庭都不完美，若父母願意與小朋友互相溝通，這對整個家庭及小孩成長乃是最好的。
April亦希望家長對小朋友心理發展不止只停留在「讀書壓力大」，影響小朋友的心理不止讀書壓力。而作為父母不應再抱著「我們以前的父母也是這樣對我們，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樣對他們」這種想法。
如何做父母是終身學習，自己正在學，April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