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疫後續缺席五一勞動訴求 回憶青年動力國際連線往事

121 傷城記:消失的五一遊行 紙本月刊

文:前青年動力創會成員李國強

網址:https://aamacau.com/?p=101915

時間:2023年06月4日 16:16

在二零一零年五一前夕,一群網上鍵盤戰士首先跳出螢光幕,從快餐店「網聚」見面後,毅然決心投入到五一勞動節的遊行上。訴求非常簡單直接,就是三個:「增經屋促就業」、「關注青年困境」和「抗衡河蟹文化」,成員主要是八零後和少量九零後。但是到底該如何組織和動員呢?在當時相對寬鬆和自由的政治環境下,只要集齊三名本地居民填寫簡單的表格交予民政總署(現為市政署)轉知會治安警就可以了,這是《基本法》保障特區市民言論自由的偉大。筆者當初有幸被邀請「畫押」湊數,後來竟成為青年動力的創會成員,那是後話。

二〇一五年的五一遊行,青年動力主打「獨立思考有我Say,拒絕倒模」。

二〇一五年的五一遊行,青年動力主打「獨立思考有我Say,拒絕倒模」。

享受「糖衣毒藥」 動員上街難
昔日口號 現或犯國安

當年,要動員市民上街相當不容易,因為特區政府已推行現金分享兩年,市民早已被「糖衣毒藥」迷暈失志,故有句著名口號:「做個好公民,派錢照遊行」。必須強調,筆者可以理直氣壯道出,上街遊行的年輕人,一心希望政府從善如流,兼容並蓄,與什麼勾結境外勢力(收美國錢之類)和國家安全完全扯不上關係,也沒有要求誰誰下台之類,那都是建制集團和地方辦公室污名化的手段。

當然,那些出位的標語口號,以今天的標準來說,肯定涉及國安問題的。理由相當簡單,提出青年的困境,即要求改善本地就業和居住環境,那就會嚴重危害特區管治權威,也就是與中央對著幹了,因為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命,批評特區主要官員就是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了。(非危言聳聽,筆者二一年被DQ的理據也就是如此)

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青年動力還未成立,故當時以「五一青年」發起遊行。圖片由作者提供

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青年動力還未成立,故當時以「五一青年」發起遊行。圖片由作者提供

遊行參與者逐漸年輕化和多元化

再後來,青年動力每年五一都會組織青年人上街表達訴求,參與者逐漸年輕化和多元化,既有醫生和教師參與,也有失業工人和專業人士的蹤影。這是由於賭權開放後,權貴與執政者合謀完全掌控特區土地分配權,直接導致房價高企謀取暴利所致。特別是一三年五一遊行,一千九百人的參與隊伍已相當龐大,遊行在大雨中進行,訴求是「廉潔、民生、就業、教育、公屋、環保、最低工資、政制發展、黑工問題及新聞自由」。但是,特區政府意見接受,態度照舊,且由於外勞無止境的輸入,令本地結構性失業問題惡化,這些怨氣,都在一年後即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反離補運動」中爆發。

由於社交平台的普及,年青人面對相同社會問題容易有共鳴,一些現實中的不公問題,特別是職場和官僚,容易透過平輩橫向感染。由一零年到一四年,中間發生了香港反國教運動、反高鐵運動和台灣太陽花運動,都給予澳門時代青年一個啟示:「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所以,「反離保運動」成功了。這除了建制派欺上瞞下外,還有單純本地人對地方勢力貪腐的不滿達臨界點。歐文龍事件很好地印證了官僚勾結遺禍百姓的鐵律,以及今年對前土地工務運輸局(現為土地工務局)局長賈利安和李燦烽的定罪,說明了當年的訴求並非如建制所言的無的放矢,而是鐵證如山的指控。

疫後五一無遊行 
只得感恩酒會?

再後來,每年五一都有工人上街,與國際連線表達廣大勞動者的權益不容忽視。直至二零二零年世紀肺炎的來襲,五一遊行的傳統被警方以防疫為由粗暴阻止。但是今年呢?警方表示有一個組織本來預告五一遊行但是後來主動取消,筆者不會懷疑有人透過維穩或「傾掂數」方式達到最終和諧的目的。

然而,一個法治社會,有人於五一國際勞動節表達打工仔的困境,總比祝酒感恩來的直接。畢竟,疏導民怨才是長治久安之計,這與治水問題相同,奈何官大人政績為先,哪理百姓苦楚?

反主流傳媒河蟹
一三五一印象至深

對於組織及參與多次五一遊行經驗,印象最深刻一定是二〇一三年大雨中進行,其中有許多插曲,包括青動參與者甘雪玲在遊行後被網絡欺凌,被指作為老師不應該穿太少布上街,指控為吸引無知年輕人上街的手段,該攻擊者為本澳一紅底學校的老師,貼文則獲得該校副校長點讚,而該校長曾為尊貴的澳門立法會間選議員。

遊行期間,隊伍身穿自行印製的反河蟹T恤,途經多個地點進行示威和停留,包括澳門日報及澳廣視(TDM),其中,當天親手在澳門日報大樓門口撕掉該天的維穩頭條,至今難忘。

反對媒體「河蟹(和諧)」是青年動力五一遊行常見到的訴求。

反對媒體「河蟹(和諧)」是青年動力五一遊行常見到的訴求。

新國安法 難存異見

印象中青動在一六年最後一次組織和參與五一遊行後就停了,理由是多方面的,包括社運抗爭路線的變化,受香港激進抗爭路線的影響,以及澳門政府加大福利措施,又以建制青年社團狙擊青動,令動員遇上困難。新一代年輕人又沉迷享樂及安於現狀等,都不利推動公民上街。

現時青動成員大多已步入中年,且政治大氣候不容許存在異見聲音,在愛國者治澳的主軸下,年青人不是「明哲保身」就是「裸身相迎」。而最直接原因是「國安法」的修改,黑與白、是與非,都難定標準,竟然全由控方定錯對。

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青年動力前身以「五一青年」發起遊行。圖片由作者提供

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青年動力前身以「五一青年」發起遊行。圖片由作者提供

就像現時立法會,只剩一把聲音,失去市民信任和代表性,民怨無從宣洩,對於特區施政弊處多。試想像若二零一四年沒有「反離保運動」,如今法案已正式生效的情況下,市民對特區施政不滿的矛頭將會多點開花,如轟動一時的前兩任局長賈利安、李燦烽的的巨貪案,市民必會質疑人事任命及追究其上司的政治責任(因為公帑養起這些主要官員的離任補償,卻沒有失職高官問責機制),整個政治大氣候必有巨大改變,嚴重動搖管治威信。

當權者為何不好好修讀歷史?

激情過、熱血過,在青蔥歲月裏,曾經花了無數日與夜推動年青公民成長,減慢社會墮落;那些熟悉的、與土地及房屋政策有關的指控,與檢察院對賈利安、李燦烽、蕭德雄所檢控的內容高度一致。

我們對得起新一代年輕人,為了生我育我的澳門建言獻策、盡了全力,無悔、無憾,只有嘆息。但歷史會記著功與過,為什麼當權者就是不好好修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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