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承諾到今年剛好過一半,澳門亦迎來由岑浩輝領導的第六屆特區政府班子。自回歸至今,政治大氣候迭變,本地的新聞編採自由漸見收窄,不少新聞工作者在各方壓力下工作亦變得意興闌珊,即使再疾呼「爭取新聞自由」,劣勢下似是徒勞無功。
隨著岑班子上場,本地新聞自由、言論空間會否進一步遭削減?在風雨飄搖中, 可否仍抱緊新聞自由?
維持陋習
岑班子的待傳媒之道
岑浩輝近期公佈新一屆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五司各有新頭馬。然而,在率領五位新司長和新任檢察長會見傳媒的記者會當日,採訪通知再次列明「僅邀請日報、周報、電視台、電台及通訊社的記者到場」。部分傳媒記者被排除在外,本媒記者亦無法參與記者會,錯失向新任官員提問的寶貴機會,對公眾的知情權造成損害。
此類限制傳媒採訪的安排已非首次。由今年下旬起,官方大小活動多次以同樣手段限制傳媒採訪,唯有「更乖」、「更聽話」的媒體每每可暢通無阻,緊貼報道官方新聞。新聞局更出稿呼籲未能到場的記者在線上收看直播以獲得重要資訊,似是親手斷送本地記者的專業性與資訊流通權利,亦扼殺部分年輕記者成長空間。
十一月七日,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下稱傳協)就此發出聲明,嚴正抗議官方的採訪安排,直斥此舉「嚴重損害澳門新聞自由」,有礙新聞工作者接近資訊來源,更重申,新聞局未要求相關部門即時糾正,未盡善其「協助傳媒執行職務」的法定職責,當局有必要檢討其新聞政策,「撤回無理的採訪限制。」
賀班子下的新聞自由
在現時制度下,傳媒難直接從相關官員處得到回覆,當要查詢責任部門以獲得必需的回應及數據時,除了回覆需時外,並非必然能得到官方的正式回覆。例如本媒曾於十月末查詢新聞局如何保障傳媒採訪權利等問題,該局至今仍未回覆。可見官方態度冷淡,對一封查詢郵件內十數個問題視若無睹。
十一月十九日,現任行政長官賀一誠任內最後一次會見傳媒。有葡文記者問及,政府如何保障新聞自由,有何對策?賀一誠則回應指,現屆政府已儘量保證新聞自由,相信下屆政府亦會採同樣態度。但在會場外,新聞局卻限制記者入現場採訪,又談何保證新聞自由?
該次記招同樣以「場地條件有限」為由限制部分記者進場。現場可見記者會仍有空位,「場地有限」屬藉口或事實則不得而知。本媒記者當日亦多次嘗試進入記者會會場,卻遭到新聞局人員拒絕,原因是本媒不屬「邀請」範圍內。
本地記者的採訪與報道權屢屢受挫,現實發生的事態,實在與賀一誠所言成鮮明對比。
傳媒多元消失:從「百花齊放」到單一立場
澳門回歸廿五年來,本地新聞行業發展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愁。回歸前的本地報業曾見「百花齊放」,但隨著回歸後的種種變化,在各樣因素之下,包括官方或傳媒機構內部施壓、多採用官方資訊來源單一等,多間傳媒的報道方向漸趨向同一。無論新型還是傳統媒體,現今難見多元聲音。
無論公營或私營傳媒,可見在「慶回歸」的氛圍下大唱賀詞。普天同慶之下,一賀本地經濟逐漸復甦,訪澳客源增長、賭收可見回升;再賀岑浩輝高票當選,許諾小城市民再五年光輝前景。然而,走過街頭巷尾,仍可見民怨未減,即使派錢多次仍難擋中小企倒閉、客源流失、消費下滑、片區活化未見成績等難堪局面。若媒體「只報喜不報憂」,難以反映真正的社會需求,亦無法深挖社會弊病。
從業多年的前資深傳媒人莫麗明就曾指出,回歸前本地新聞行業有專注不同路線的報社,涵蓋經濟、政治及民生等多個領域。當時葡萄牙統治帶來較自由的傳媒風氣,本地傳媒得以充分發揮所長。而如今,媒體幾乎全都採取同一立場,買十份報紙內容大同小異,則難見多元,各界亦不能藉由吸取不同意見推動進步。
改善傳媒生態 官方態度是關鍵
另一位前資深傳媒人、傳新澳門協會會長甄慶悅則批評當局限制傳媒採訪的做法不合理,認為這對政府及社會皆是百害而無一利。本地傳媒已「好聽話」,若政府仍要多加阻滯,無非是擔心自身施政不善,招人話柄。最終打擊政府施政、亦打擊其公信力以及社會對其信任。
甄慶悅稱,現屆政府多以新聞稿單向發佈信息和重要資訊,與傳媒互動差,亦沒有視傳媒為溝通橋梁。在政策醞釀的過程之中,社會未能從媒體報道、評論、跟進式報道等來反映意見,政府亦不知真正民意為何,決策「一廂情願、閉門造車」,施政離地造成更大不滿。
此外,官方資訊發佈機制日漸失能。涉及人命傷亡的交通事故或意外事件,警方簡短通報事件,未必披露當事人及事件的細節,如年紀、事發經過等。對於記者查詢常以「沒有補充」回覆,讓社會難以掌握事件全貌。若是涉及敏感議題如未成年人自殺,相關部門更難即時提供資訊,間接導致事件真相被掩蓋。
支援前線記者 維護新聞自由
雖然澳門法律表面上保障新聞自由,但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限制,使致傳媒在採訪和報道議題時常遇到阻礙。新聞工作者往往難以獲得必要的支持,直接影響報道及取題的質量、使言論及新聞自由受限。這類情況更是與政府所宣稱的重視媒體健康發展形成強烈反差,影響社會對新聞業的信任感。
媒體環境所面臨多重壓力。一方面,不少傳媒機構在財務上高度依賴政府資助,限制了報道的獨立性;同時,新聞工作者亦面對法律風險、社會輿論壓力甚至自我審查的情況,進一步削弱批判性報道的力度。作為新聞工作者一員,記者更須時刻警醒自身不卑不亢、克盡職守,不為利益而報道、不為權勢而服務。
有從事新聞工作約十年的資深記者就曾向本媒分享,若在報道中表現出對高官、權威人物甚或對政策的批判,很可能將遭受壓力。若工作將影響記者人身安全或職涯發展,就應先保全記者自身。
在層層壓制之下,若前線記者獲得的支援不足,更現挫敗,難持續深耕優質報道。該名記者亦曾任公營傳媒機構。她就表示,對公司「原文照登」的方針表示不滿,認為是剝奪了記者的獨立思考能力及編採權利,只求快、求量多,「原文照登」的新聞報道難提供讀者思考的觀點。
新聞自由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石,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權與表達自由的關鍵。「五十年不變」走到一半,新聞工作者亦似是遊走在夾縫之間,在各方壓力與資源不足的境況下,尋找仍能書寫的本地故事的空間。
再者,在澳門這個規模不大的熟人社會中,記者若要成功尋覓得敢於公開發言的受訪者亦是不易。有初入行數年的記者就曾表示,難處在於即使受訪者匿名受訪,但只要透露少許個人資料就很可能被認出,促使他們在受訪時更謹慎,甚或未進行訪問已連連拒絕。
至於行業內是否有健全的體制和薪酬福利,以吸納優秀人才和年輕人入行,則更是未知數。本媒曾接觸的大學畢業生則表示,難在本地新聞業預視前景,或選擇到影視產業見識,也不願意從事新聞。
讀者仍期待有質量的新聞報道
本地報道質及量不足,亦礙於現時媒體報道多傾向官方立場、取材及觀點單一,讀者真正的需要未被滿足,甚至責怪記者淪為只懂唱好政策的喉舌,彼此失去信任。即使如此,仍有市民希望讀到真實且深刻的報道,可為其發聲、寫出澳門人關心的議題。
若傳媒有資源、能夠自由報道時事,公眾就能獲取準確、全面的政策資訊,進而參與社會討論與決策。例如,面對疫情或大型基建項目,深入的報道能幫助公眾了解資金使用情況及相關影響,避免資源浪費或權力濫用。
當傳媒有能力揭露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權力濫用,以及反映社會弱勢群體的困境,對維護公平正義至關重要,助力推動更公平的政策出台。若傳媒能獨立運作,公眾對政府及公共機構的信任度或能提升。
甄慶悅在受訪時就建言,若當局有意推動改善本地媒體環境,首先業界須爭取採訪權;當局亦應恢復與媒體良性互動;而為了挽留業內人才,當局應直接資助前線記者;同時媒體要回應本地社會對良好新聞報道的需求,做好報道、做澳門人關心的新聞,找回受眾。事實上,維護傳媒生態,當局、社會、新聞業界、讀者皆有責任。
新聞自由不僅是媒體的權利,更是每個公民知情權的體現,對澳門社會的公平、透明及繁榮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追求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同時,本地各持分者應更加重視新聞自由,為未來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與活力的城市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