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VS大灣區:中國兩大經濟中心的差異化發展道路

來論

文:吳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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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4年12月11日 15:15

上海夜景(相片來源:junfeng dai@Unsplash)

前言

鑑於近期「粵蘇之爭」議題所引發的廣泛關注,本文旨在探討該議題背後的深層原因。自1989年起,廣東取代江蘇成為經濟總量長期維持全國第一的省份,但近年來卻面臨江蘇強勁成長動能的挑戰。本文透過比較兩省的第一季經濟數據、歷史發展軌跡及區域發展模式,乃發現廣東係以珠三角單核心驅動、高度集中經濟資源的發展模式;至於江蘇,本質上就是長三角地區均衡且協同發展的結果。下文將基於地理經濟學、宏觀歷史學及城市區位發展學的多元視角,探討中國經濟重心在長三角城市群的長期穩定性,並比較分析其與珠三角城市群間發展模式(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性。

從地理經濟學角度來看

長三角地區以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例如江、浙、滬、皖各自平原面積分別約有7萬平方公里、1.8萬平方公里、0.6萬平方公里、7.76萬平方公里,使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長三角地區擁有中國最大的河口三角洲——長江下游的所在地,其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闊的內河航運網絡,這一網絡不僅連接中國內陸與沿海的經濟活動,還促進國內外資源的有效流通。此外,該地區肥沃的土地資源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堅實基礎,被譽為「魚米之鄉」,為人口集中和經濟活動提供必要的支撐。在對外港口方面,上海港及其周邊港口的外貿集群更是連結中國與全球市場的關鍵紐帶,為中國經濟的國際化進程作出重要貢獻。

相較之下,大灣區則面臨地形與氣候的雙重限制。內河航運相對不發達,山區地形限制了內陸與沿海的互動。同時,亞熱帶季風氣候帶來的天災也對經濟發展構成了一定的挑戰。此外,大灣區資源禀賦相對匱乏,對外部資源的依賴程度較高。

從宏觀歷史角度來看

長三角地區的歷史地位自隋唐以來逐漸確立,宋代經濟重心南移更是奠定了在全國的核心地位。明清時期的「天下糧倉」和「絲綢之都」美譽,進一步鞏固了其經濟中心的地位。京杭大運河沿線的江浙城市(如徐州、淮安、揚州、鎮江、蘇州、杭州等)的發展尤其突出,這一歷史進程不僅為該地區積累了豐富的經濟資源和文化脈絡,還為其後續的經濟發展提供堅實基礎。

相較之下,大灣區的歷史發展則更呈現政策性的偶然性。例如,清代廣州作為唯一合法的對外貿易口岸,這項政策選擇而非自然地理優勢,使珠江三角洲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帶動其區域經濟的初步繁榮。然而,隨著1842年中英間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的簽訂,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相繼開埠,廣州的「一口通商」優勢逐漸喪失。上海因其縱深的經濟幅地和豐富的資源,逐漸取代廣州成為全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貿易港。

隨後,歷經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動盪,迫使中國內地的民國軍政人員、知識分子、資本家、地主等紛紛南下,逃往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其中包括江浙滬一帶的人民。這一歷史偶然事件大大推動香港經濟在戰後的快速崛起。特別是在冷戰時期,隨著美蘇對抗導致的國際經貿格局的變化,香港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開放的經濟環境,乃暫時成為「東方之珠」。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大灣區更是憑藉著政策紅利和外資的大量湧入,實現其經濟的快速發展。

從城市區位發展學角度來看

長三角地區憑藉著區位優勢,形成以上海為核心的城市群網絡。這個城市群網絡不僅實現區域間的協同發展,也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同時,長三角地區在製造業、金融業、高科技產業等方面的均衡佈局,使其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核心區域。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蘇州、無錫、常州地區以精密製造為主,杭州以數位經濟為主,合肥以顯示面板業為主,南京作為全國科教中心,泰州的中國醫藥城、揚州的高端裝備製造業、連雲港的石化產業、徐州的鋼鐵產業等,這些產業互為支撐,共同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至於大灣區,儘管其坐擁以先進製造業著稱的廣州、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的深圳、金融服務體系完備的香港、旅遊博彩業興旺的澳門及以家電產業聞名的珠海和佛山,卻面臨著土地資源稀缺的嚴峻挑戰。原因在於其平原面積僅佔總面積的1.1萬平方公里,如此限制不僅間接推高地價,也引發人口過度集中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對自然環境構成不小的壓力與挑戰。前述挑戰不僅限制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潛力,也對其未來的永續發展構成相當大的壓力。

廣州地標——廣州塔(相片來源:張岱@Unsplash)

然而,大灣區也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靠近擁有約6.72億人口、2022年GDP約3.6兆美元的亞洲第三大經濟體——東南亞國家聯盟。這為其吸引了大量有意進軍東南亞投資的中國企業,並以大灣區內的中心城市作為企業的營運中心。

展望未来

本文結合地緣、歷史與城市區位因素後,認為長三角地區仍將佔據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依托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整個區域的科研能力,長三角地區將推動產業向更高層次轉型,實現技術創新驅動。

而大灣區則需要克服先天不足,優化產業結構,以維持其競爭力。例如,廣東省近期發布的《廣東省推動低空經濟高品質發展行動方案(2024—2026年)》明確提出,2026年,廣東低空經濟規模將超過3,000億元,形成廣州、深圳、珠海三核連結、多點支撐、成片發展的低空經濟產業格局,並佈置一批省級創新平台,爭取國家級創新平台1至2家。全省通用飛機飛行達15萬小時,無人機飛行達350萬小時等目標。

最後,從大歷史角度與地緣格局以觀,長三角地區的經濟重心地位具有長期的穩定性,而大灣區的崛起則更依賴近現代歷史的偶然性和政策的作用力。兩者在發展模式、資源禀賦、歷史背景等方面雖然有顯著差異,惟卻共同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雙引擎。

(觀點均來自作者,並不代表本媒立場。作者為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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