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值得嗎？ 澳門新聞自由倒退　十年事件簿

文：論盡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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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4年11月25日 10:10

二〇二四已近尾聲。上（十）月中，澳門完成重磅的政治活動——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一公佈唯一候選人岑浩輝當選特首後，印刷明麗的「號外」四散派發。但是，在漂亮主流的新聞版面下，媒體在採訪整場特首選舉所遇的困難亦不少，如公聽會名額限制幾個媒體不得進場、落區行程耍記者「騰嚟騰去」。但，礙了誰的事？無論如何，五年一度的選舉落幕，小城將走過今年，太陽照常升起。

新聞報道有不同角度，手握第四權的新聞媒體及記者則是時代與社會的記錄者，透過真實、多元的報道，搭起各界之間的溝通橋梁。

歲月如梭，自回歸至今，本地的新聞編採自由漸見收窄，新聞工作者亦憂心新聞的價值日漸削減。即使再疾呼「爭取新聞自由」，劣勢之下也似是無用之詞。

新聞及其自由空間，是否仍有用處，有其價值？本地新聞界實質擁有過怎樣的空間、以何形式存續著？社會大眾是否關注？

新一屆政府尚未輪替，對媒體的方針還是未知數，但阻擋傳媒採訪的花招則層出不窮，屢遭批評。讀者不妨一起往前撥三千六百多個日夜，一步步回顧本地新聞自由消減的十年歷程。在那些記憶模糊的日子裡，本地新聞工作者與讀者曾如何一起走過重要時刻。

● 二〇一四年以前

記者抗議審查、連發公開信、學生爭取學術自由　風暴下　迴響不缺

回溯十年多以前的本地事件以及制度調整，偶有發生與新聞自由有關的爭議，如二〇一〇年澳廣視員工轟高層干預編採內容、二〇一四年時任廉政專員馮文莊被指就報道內容向澳亞衛視施壓等。

新聞聯絡員機制由二〇一〇年起開始推行，由新聞發言人代表政府公佈部分資訊，本地傳媒只能通過官僚化程序以及間接聯絡與局級部門溝通，發問及追問的機會日漸減少，官方較常單向發佈消息，做法延續至今。

當年部分社會事件及政改，均激起社會的積極反響及公開表態，甚至引起國際組織的關注。二〇一二年，在備受爭議的政制發展諮詢期間，為了表達對多番新聞審查的不滿^[1]二〇一二年特區政府對政制發展進行的兩輪諮詢引起民間爭議，其後有記者在社群媒體張貼〈澳門「鐵幕」時代降臨──抗新聞審查風暴，前線記者籲五一穿黑衣〉文章，指部分記者及編輯被上司要求刪改不屬於當時政府政改主流方案的意見報道，包括有編輯接到電話要求淡化、扭曲權威機構的民調結果；不准報道官方濫權、阻攔記者在公眾諮詢場自由採訪的事實；也有編輯將相關報道整篇抽走。，多名新聞工作者在五一遊行中集體穿上黑衣，公開抗議；二〇一四年，有澳廣視員工連發三封公開信，爭取新聞及編採自由，其後，亦有多名抗議人士在《澳門論壇》現場舉牌默站，抗議電視台高層粗暴干預新聞自由，並將部分標語遞交予時任澳廣視副總監、現任董事袁泳貴。

同年六月，一名澳大畢業生在畢業禮上舉牌要求校方保障學術自由，其後被四名保安粗暴帶離會場。身處現場的前《愛瞞日報》副社長崔子釗在拍攝該學生時被保安強行驅趕並受傷。事後，澳大否認過度使武力，反指摘記者「不配合大會安排」、「干擾現場秩序」，「迫不得已」採取措施將二人拖離現場，事件引起社會熱烈討論。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下稱傳協）發聲明譴責事件，並引起國際記者聯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關注，支持傳協要求大學調查事件並把結果公開。

數年來一連幾發危害新聞自由的事件，在公眾監督及媒體曝光之下，得以打破沉默引起各界迴響，捍衛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自由及權利。

● 二〇一五

視記者如大敵
社會對媒體信任薄弱？

二〇一五年，部分市民及機構對新聞工作者觀感轉差，偶有發生市民干預報道的事件。

該年四月，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發生火警，在記者到現場採訪期間遭到校方人員、包括學生在內多次粗暴阻撓。記者遭推撞及拍打鏡頭，甚至被搶走機頭燈，近距離被燈光照射雙眼。

據當時傳協聲明及網民評論，校方人員解釋由於保障宿舍內學生的私隱而對記者作出阻撓，期間有人宣稱澳門大學是「私人地方」、「涉及私隱」、「唔准影相」。但現場記者表示，當時站在合理距離數米外拍攝宿舍外觀及現場疏散情況，該等人員在未與記者溝通及徵詢身份時就已直接粗暴驅趕，衝突激烈。

同年十二月，黑沙環爛尾樓盤「海一居」事件沸沸揚揚期間，有前線記者被辱罵及推撞。曾有業主在現場指罵記者，高呼「唔係幫我哋嘅，就唔好報」。示威中更有現場人士揚言要揪出媒體記者，個別業主亦向記者施壓，要求刪去新聞等。傳協聲明中重申，市民有權拒絕接受採訪，但不應動粗、拍打鏡頭或用粗言指罵記者；在公眾地方和突發事件現場，記者依法有權拍攝，為市民報道現場情況。

上述事件關乎公共秩序及安全，亦涉及新聞自由及記者人身安全。記者正常的採訪拍攝工作未受市民理解及信任，更被粗暴阻撓或遷怒。事件亦反映社會與媒體間互信關係薄弱。

● 二〇一六至二〇一八

內外干預日增
天災人禍前傳媒只能「唱好」？

二〇一六至二〇一八年，新聞工作者面對的內外干預漸增，甚至有內化為自我審查的趨勢。由於壓力漸增，前線記者對災情的報道遭到干預，在天災人禍前，部分媒體似是只能「唱好」。

例如，二〇一六年有多間媒體報道澳門基金會向暨南大學批出一億資助事件，期間有記者受高層要求，報道中對涉嫌有利益衝突的高官及特首辦人員不得「開名」；若內容涉及受訪者質疑政府，則被抽稿或刪減；有記者被安排不得跟進事件；不只一間媒體收到指定訪問名單，並要求只能作正面報道等。

同年九月尾，路氹城兩家賭場酒店發生虛報炸彈案，嚴重威脅公共安全，但傳媒及公眾皆一無所知，遲至警方接報兩小時後、甚至翌日才向傳媒公佈訊息。

然而，突發事件通報機制失能並非個別事件。該案中，保安司以「案件已即時排除危險」為由解釋稱，虛報炸彈案沒必要通知傳媒到場採訪、「記者不應再糾纏」，做法有損公眾知情權。傳協在聲明中強調，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政府機關有責任及時透過傳媒向公眾發佈現場最新情況，以免訊息混亂引發公眾恐慌。

二〇一七年的大事件則是讓澳門人留下慘痛回憶的「天鴿」風災。素來安寧繁華的城市一度滿目瘡痍，交通全面中斷、海水倒灌、水電系統癱瘓，終致十死、近二百人傷。

在災情燃眉之際，多間媒體機構對前線編採人員審查加劇。傳協指，當時至少五間本地媒體收到高層指令，「天鴿」風災後續消息要多作「正面報道」、多報好人好事，向社會積極散播正能量，少向政府特別是最高負責人問責，有意操控輿論來淡化政府失職責任。

期間，有數名欲到澳門採訪災情的外地記者，被本地警方依照《內部保安綱要法》、以「威脅澳門安全」為由拒絕入境，更有記者遭海關扣留逾三小時、盤問個人資訊後遣返離境。

天災過後，政府善後工作備受批評，拒絕記者入境的行徑卻有增無減。

同年九月，立法會選舉期內，逾十名香港記者被保安當局拒絕入境。香港記者協會就事件發聲明表示遺憾，並通知若再有記者訪澳被拒，須聯絡香港記協備案。本澳保安司黃少澤回應時只以「需要保密」為由，避開解釋為何拒絕記者入境、如何「威脅澳門安全」。

● 二〇一九至二〇二一

澳廣視葡文部九指引
疑收窄編採自由　掀社會反對聲浪

二〇一九至二〇二一年，本地編採空間進一步受干預。二〇一九年六月，香港發生「反修例運動」，緊張氣氛亦蔓延到澳門。

同年八月，有市民自主發起聲援運動的「噴水池原地默站行動」，其後警方指集會違法並在現場查證。部分中文媒體記者遭高層禁止報道該事件。

同年，回歸慶典前夕，有外地傳媒工作者入境澳門時遭拒絕及阻撓，亦有多名本地新聞工作者受身份不明人士要脅，包括被警告小心言行。

審查風氣亦蔓延至葡文媒體。以往本地葡文媒體均較中文媒體要開放與自由，針砭時事方式較銳利，其時澳廣視葡文新聞部亦派員到香港報道社會運動。二〇二一年三月，多份葡、英文報章報道指，澳廣視葡文新聞部疑被施壓。

其時澳廣視執委會向葡文新聞部發出九條規定，單方面宣佈當時《編輯守則》已失效、要求記者配合新守則，其中包括「傳播和促進愛國主義、愛國愛澳精神」、「不會散佈違反中央政府政治和特區採取的措施的信息或意見」等，葡文台編採自由疑被一再收窄。若記者不接受口頭警告或被解僱，更將新聞部總監及副總監的委任期「斬半」。

事件曝光後令社會各界嘩然，堪稱是見證本地新聞自由倒退的指標性事件，隨即引發社會上一系列的抗議行動。

先有葡文記者對傳媒發信自述，該部門出現記者離職潮；亦因本地傳媒組織及公眾的關注，促使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RSF）發公開稿件譴責事態，擴散至葡國媒體亦有報道，致使百多名葡國記者聯署要求確保「五十年不變」。

儘管如此，本地編採空間的限縮步伐未有放緩。其後，隨新冠疫情爆發，政府開始以防疫為理由，取消遊行等多元發聲渠道。同年本地有「328遊行」，受衛生局以防疫為由取消；另有新澳門學社舉辦「撐澳門新聞自由」集會抗議，近三十人參與。

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一向沉默的特區政府發聲明指，「本澳所有傳媒機構均自主制定其編採方針」，撇除責任。

● 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二

多元聲音漸失
疫情肆虐、「DQ」事件、公民活動停擺、《愛瞞》停運

由二〇二〇年初至二〇二二年底，本地正值疫情肆虐，非建制派立法會參選人，包括所有民主派參選名單遭取消議員資格（DQ），以及《愛瞞日報》宣佈停運等。公民社會未進一步成長已遭折翼，言論自由及新聞工作者的編採自由亦步步削減。

疫情期間，二〇二一年政府倉促收緊多項官方活動對記者防疫要求，需接種疫苗且有陰性證明方可採訪；二〇二二年，一場防疫記者會上，衛生局公關人員多次打斷記者發問、搶去記者咪高峰，且在記者會開始前指點記者的提問方向。

在官方冠冕堂皇的理由下，新聞及言論、甚至政治自由一再受到壓縮。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公民活動息微：舉辦多年的「五一遊行」，自二〇二〇年起連年出缺，疫後亦再無消息；另有先後因防疫及政治理由遭拒辦的「六四燭光集會」，後被法院判定違法遭禁；二〇二一年，立法會選舉中多名活躍於公民活動的民主派參選人被「DQ」，先後退出政壇。

二〇二一年底，以諷刺時弊、揭秘、敢言見稱的網絡媒體《愛瞞日報》，以「前所未有的環境變遷」為由宣佈正式停運；另一邊廂，澳大成立十年以上、曾公開討論「六四」、反修例運動、中澳學生差異等多樣議題的學生網媒《橙報》，亦在二〇二二年息微。其時《橙報》刊出一篇有關該校學生會疑涉「換錢黨」活動的報道，遭學生會動議終止營運。雖然最終化解危機，但其後便少見《橙報》的報道，至今已近兩年未再更新。

● 二〇二三至今

《國安法》修訂後
新聞工作者如何前行？

疫後社會民生漸趨復常，但本地曾有過的自由卻未必復返。近年政府主導修訂《維護國家安全法》及《保守國家秘密法》法案，引入多項新罪狀及擴展罪名懲處範圍，定義卻始終模糊不清，「以言入罪」門檻更低。與此同時，官方就突發事件向傳媒通報機制失能，資料過濾得愈來愈簡短。

二〇二三年九月一場嚴重交通意外中，一輛私家車疑危險駕駛、連環衝燈，一路撞上鐵欄及花圃才險險停下，針對事件，治安警發予傳媒的短訊只輕描淡寫「發生一宗交通意外，無傷者送院」。傳媒質疑為何警方提供資訊過少。警方事後回應疏失，承諾將細化通報流程。

此外，近年本地偶有學生或成人輕生事件，司警發佈消息中有關死者的個人身份，已慣於略去其是否未成年、是否涉及學生輕生等重要資訊，只以「青年、中年、老年」分類，以「保護個人私隱」為由推搪。而教青局亦未見主動公佈有關學生輕生案件，須記者不斷追問之下才能得知，有礙社會對此類案件的知情權。

公眾對記者的觀感亦未見好轉。上（十）月中，有《市民日報》記者於人流密集的展覽會上遭參展商阻礙採訪工作，更指控記者「擦撞」損壞機器、誣告其態度惡劣，最後卻不願報警處理。記者一職似是難獲得應有的尊重。

正值新任政府過渡換屆，記者及傳媒工作再添窒礙。當局在多場記者會及官方活動中設下新門檻，以場地空間有限、資源有限為由，「僅邀」部分媒體到場採訪，限制月刊、網媒等媒體到場採訪。偶有繞開政府新聞信息發佈系統公佈採訪通知，如澳門大橋的落成典禮。部分媒體工作受到影響，有礙新聞工作接近資訊的權利、有礙公眾知情權。

傳協在本（十一）月發聲明譴責官方有關安排，而新聞局則回應，此等安排是為了「官方公開活動順利舉行，同時便利各傳媒採訪」。限制之下，竟建議記者以收看直播方式瞭解各種官方活動資訊。

前線記者一方面要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以及對採訪工作的理解及支持，另一方面則疲於周旋於各方審查和限制。事實上，採訪難度增加，損失的不單是記者專業成長，更是公眾知情權。

新聞自由仍值得？

細數近十年來，本地新聞自由日見疲弱。不少前線記者仍堅持在劣勢掙扎，持續關注及跟進與公眾利益相關的事件。也許大環境無力逆轉，但當業內同仁一起努力、關注、合作、互相支持、聚起聲浪，才有可能迎接曙光，正面社會上種種反常現象，喚起回應，爭取應有的自由及工作權利。

從事新聞工作，提問與挑戰權威是記者的天職，只為服務公眾利益。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有怎樣的讀者，就形塑出怎樣的媒體環境。倘若社會亦正視編採自由的重要性，輔以聲討，或者新聞業界仍能力挽狂瀾；但假如一切都被放棄，再多爭取亦無力，那「挽回新聞自由」的堅持，也是做無用功。

新聞是否真正有價？這是新聞工作者的叩問，也是留給社會各持份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