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一項低調的職業。除了常在電視台新聞節目作主持或報道的記者必須出鏡之外，記者的身影很少出現在大眾面前，有時像個「忍者」，多數四處到記者招待會或突發事件現場做採訪、記錄現場，或者走訪社會上各個角落跟進和調查議題，將手上掌握到的資訊吸收及轉化為不同媒介上的報道，讓公眾得悉最新事態。
產出一篇優質報道，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記者須訓練得宜，並獲得受訪者信任，有長期跟進議題的耐性與毅力，同時堅守新聞倫理。隨著時局更迭，記者的工作環境也在逐日變化。本地新聞自由的開放程度，以及新聞產業的成熟度，決定了在產業前沿拼搏的一眾前線記者實踐新聞理念的難易程度。
本媒邀請幾位不同世代的新聞工作者及學生，細談他們這些年來在職涯上，以及本地新聞環境改變的觀察。
十年人事幾番新
May：感挫敗後轉行
May是一位本地資深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十年，曾為公、私營新聞機構工作，近期已離開新聞行業，現職私營公司。
問到轉行原因為何，她表示，開始對做新聞感到厭倦，有時須應付來自上司、高層對報道的要求與壓力，有時甚至有種「揞住良心」做事的感覺。另一方面，公眾對記者觀感一般，認為記者未為民發聲，官員又覺得記者應該受到控制。在層層疊疊的體制之下，未能以記者身份做到自己感興趣的題目。「以前老師教，做記者要不媚俗、不媚權，我覺得已經做不到這兩個宗旨。」
May表示，遙望未來廿五年，即使澳門社會看起來歌舞昇平，政府和公眾的距離或只會愈來愈遠。圖片來源：Libre Leung@Unsplash
澳門是個很小的熟人社會。她直言，仍在做記者時，連寫一句話都要思前想後，想會不會得罪誰，上司會不會找自己訓話，可能內容政府不喜歡；另一方面市民又可能覺得報道在「擦鞋」。不知道要將自己的專業放在哪裡，而記者的報道方向很大程度由上司對事的立場和方向決定。「記者原來學的，就是要先將與公共利益最相關的point找出來，『倒三角』呀嘛，我們都要識得將最重要的先寫出來。但其實在疫情之後，很多時候（報道）都是（新聞稿）原文照登的，其實就沒有了那個記者的功能。市民又是否喜歡看原文照登呢？」
May直言，以往公司編採方向偏好「原文照登」，可謂「拉低了記者的質素」。「那種片段式和接收資訊的方式，其實真的很不利於人思考，完全思考不到，你沒有背景的，完全沒有來龍去脈的。很多事情不是快就可以的。」
剛入行時，May熱衷於觀察社會，找到有興趣的題材做報道，但後來發現原來公司不看好，「你做這件事是吃力不討好，他會覺得你『搞事』。你想那麼多事情 ，做得多不會有獎。最後是沒有人會做的（發掘題材），基本上你不做也可以的，沒有人Push你，上面不Push你，最上面不希望你做。」
May亦觀察，近幾年有些新入行的記者，在現場採訪高官只能問上頭分派的問題，難有自主思考和發問的權力，「不照著問題問，回去一定被罵。這是整個結構的影響。」而記招上主動發問的記者亦只是少數。假如問到受訪者不喜歡的問題，上司甚至可能會收到投訴。
然而，May認為，有些議題需要多個記者一起發力向官員、負責人去追問，「一人一槌打下去」，才追到有實質內容的回應，如果常常只有少數人問，那些勇於追問的記者就好似「在搞事」，可見壓力。「我問那條問題是沒有問題的，完全站在大眾的角度出發，合理懷疑，為什麼不去問？看到一些行家，愈來愈沒有那種『我要挑戰』，不要說挑戰，要發問的勇氣都沒有了。」
記者正在採訪。資料相片
May：記者需要先保護好自己
談到政治紅線，May亦是「心知肚明」。在新聞機構內政治紅線不少，她形容，許多內地不容討論的議題，在澳門媒體亦是一樣迴避，同時見證香港頻生「文字獄」。「我覺得記者應該先保護自己，是無可厚非，甚至是先保護自己的工作，我覺得很正常。這個社會不應該期盼有人挺身而出去做一個英雄，我覺得這是很不可能的事。」
近來政府多招齊下，限制傳媒到場採訪。May就表示，政府這麼怕網媒，就是因為只餘下網媒仍敢基於公共利益發問。政府只讓那些「很聽話」媒體進場問問題，假如他們連帶網媒關心的問題也問出來，記者都團結起來發問的話，「那他（政府）就不能避開。為什麼你（記者）要表現出這麼聽話，或者為什麼你願意不去問問題呢？但問題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它（權力）是一層一層地去控制著那幫記者。」
到了私營機構，記者幾乎要全天候候命做報道，壓力甚大，May亦感到很挫敗，決定轉行。但她形容自己仍未放棄對新聞的理想，仍有使命感，去報道社會上的事實彰顯公義。假如有一日業內風氣轉好，自己亦希望再重拾記者一職，做到理想中應做的事。
May又指，遙望未來廿五年，政府和公眾的距離或只會愈來愈遠，即使看起來歌舞昇平，但媒體報道不夠全面，與公眾的距離亦會漸漸拉遠。「要有多些有公信力的媒體，才可以令到社會有進步。」
十年來奔走港澳兩地做新聞
Hin：做記者是一份「感召」
有時正職、有時兼職，Hin十年來奔走港澳兩地從事新聞工作，換過幾間機構，現已渡過摸索期。他亦常思考，做記者或是他受到「感召」（calling）要做的事情，會一直做下去。
回想當時初入香港新聞業，Hin形容是一段頗痛苦的過程，所有事都要從頭學起。至於為何未選擇長駐澳門做新聞？他則指，香港新聞業較成熟，也可謂曾「百花齊放」，澳門的新聞編採流程則似是未夠嚴謹，期望先在港累積經驗。
Hin續指，澳門傳媒環境長期積弱，或歸因於傳統媒體大部分受政府資助，某程度上影響報道對政府的取態，媒體之間亦未生成一個競爭的心態。又或是「歷史原因」，未有較具系統性的發展。澳門市場小、撐不起太多媒體，市民對新聞的需求亦不大。
「他們（港媒）會鬥快、鬥好、鬥全面⋯⋯我相信如果是澳門的話，相比較的話好像有點難。澳門也很少深度的報道。」Hin就指，自己曾在聲譽好、制度全面的新聞編輯室（Newsroom），見識到同仁對新聞的執著和要求、原則是對事不對人，奠定他對新聞的工作態度。未來若Hin有意回澳門工作，有意做些深度、偵查類的報道，但對於本地機構是否有這樣的空間，也是未知之數。時而在港報道澳門題材，Hin亦利用資源，將澳門議題傳播給更多讀者知悉。
Hin：即使限制不少
好的新聞、故事有待發掘
提到在澳從事新聞工作的限制，Hin就指，官方活動中，即使政府公關未必事事配合，但起碼態度友善，不過有些措施就明顯做得「低手」、「核突」，如近日政府限制部分傳媒不得報名到場採訪。Hin表示，即使不控制傳媒入場，實際上政府或者新聞官也能使用許多隱性手段，控制只有部分記者可以問問題。「那麼你又何必白紙黑字寫到明（限制），落人口實？」
官方控制手段多，但他們究竟在怕什麼？Hin憶述，「回想起五年前採訪特首選舉，我以前也會問到Q（提問），但現在真的舉手都問不到Q。⋯⋯我也不知道我還可以做什麼。」
在澳做新聞，另一難處就是邀訪不容易，仍願意就社會議題公開發言的學者、議員已實屬少數，而記者有時向政治人物邀訪或會被拒。不過Hin對新聞有其看法，「不過這樣說，就是我覺得真正的故事，或者真正的新聞不是在於權貴。當然去向權貴或者政客發問是我們（記者）的一個天職或者職責，但是還有很多故事值得去做。好的故事亦不是在於學者的comment ，可能是在數據上，或是在市民的訴求、反應。」
回想當時初入香港新聞行業，Hin形容是一段頗痛苦的過程。圖片來源：Jeanne Rose Gomez@Unsplash
在港澳兩地，記者要做報道都繞不開政治紅線。Hin就分享指，曾經做某些內容涉及政治環境改變的專題，推出後間接收到來自中央的「善意提醒」，意指或有「搞亂澳門」的企圖？「可能當中有誇大的情況也不奇怪，但我收到的信息是，為什麼好像你提及這件事，已經是錯誤的？有時候會令到你覺得是這樣。」
Hin：記者應齊心合力
關注公共議題
有時Hin亦觀察到，澳門有部分心態積極、想做多點事的年輕記者，意在寫深度報道，但可惜的是，他們或未具備完整的新聞訓練背景，在採訪手法、書寫方式上有些美中不足。「他們是很用心良苦的，但可能基於經驗不足，或者是否澳門媒體的編採上不夠嚴謹、負責改稿的採訪主任不夠仔細，所以導致這個問題。⋯⋯如果可以在一個好的newsroom環境去接受（訓練）、薰陶一下（會更好）。」
Hin在受訓練時就見識到寫報道的規矩和操守，譬如對新聞的判斷、如何去想好、寫好一篇報道；避免使用形容詞；原句引用受訪者的話等等。撰寫報道的過程中，有許多問題須透過實踐才能發現。「或者對於某些人來說，那種（規矩）是一種限制或者局限，但是那種約束是好的，是一種我們所相信的新聞的操守。」
另外，Hin亦指，有些記者的行為或是可圈可點，收錢幫機構寫報道亦不在話下，本地新聞業界的風氣問題常被忽視，社會生活如常。然而，仍有部分市民希望本地能培養出好記者，為爭取公共利益發聲。
「（我認為）澳門的新聞自由是有希望的，但你憑什麼要人家這樣想？⋯⋯我覺得有時候自由真的是自己爭取回來的。」
他舉例，若記者因某些原因和立場避開某些受訪者，日後或者就永遠失去邀訪的機會。「如果你（記者）連基本的事情都不做的話，你就沒有這個自由了，不是別人剝削你的，是你自己選擇失去了這個自由，親手葬送了自己的自由。」
而且，Hin又認為，社會上有些議題需要記者齊心合力一起去追問、跟進，那麼才不會看到少數關心公共利益的記者成為「壞孩子」，沒有一個人應被孤立，議題需要一起去關注。即使政府部分舉措正在傷害本地的新聞自由，Hin仍希望本地新聞環境、新聞自由可以改善，那是基於他對澳門的愛。
「如果我真的不愛這個地方的話，其實我沒有必要再花那麼多心思去想一堆澳門的故仔，講到最後就是，我不是相不相信澳門有沒有新聞自由，而是我愛不愛這個地方。但我去到現在其實都不知道我究竟愛的是什麼。」
草創《大象媒體》發掘深度報道
QQ、Francis：
呈現本地值得關心的議題
QQ和Francis仍是二十世代，分別當了五年全職記者與兩年兼職記者，然而，他們仍有另一個較不為人所知的身份——同樣是本地網媒《大象媒體》的其中兩位成員，有志發掘及撰寫本地深度專題報道。
《大象媒體》成立於二〇二三年，已發佈的報道涵蓋「六四」35週年紀念、「反離補」十年回顧、環境及生態保育、精神病患剖白等。創刊一週年，《大象》刊出48篇深度報道文章，亦攢得一批讀者。
《大象媒體》利用社交平台發佈報道，攢得一批讀者支持。網上截圖
QQ憶述，彼時正值疫情，許多市民的工作與生活都被迫停擺。當時幾位草創成員有感，在許多本地新聞報道中難吸收詳盡資訊，「看不到澳門的資訊，本地值得關心的、有很多值得寫的東西，但未有人寫。」於是，他們決定成立一個新媒體，冀做出受認可、深入的報道。取名自「房間裡的大象」，望報道城中人人都心知肚明，但不願意發聲討論的議題。
《大象》成員如QQ、Francis亦有記者經驗，但礙於人手不足，亦不屬正規傳統媒體之列，故《大象》決定較少走訪新聞現場、少產出每日新聞快訊（Daily News），儘量寫澳門傳媒較少嘗試的深度專題報道。
Francis形容，團隊成員未必是抱著「使命感」在做報道，亦未必有過高期望，各自有正職工作。但希望以深度專題的形式書寫，能補充在本地主流媒體缺席的題目，「我覺得這是『補位』，做這個光譜上未存在的事。」
受訪怕被秋後算帳
熟人社會做新聞掣肘多
問到在澳做報道有何難處，二人就指，前提是不希望曝光成員身份。身邊亦沒多少人知道自己與《大象》的關係，有如在過「雙面人生」。「在澳門這個熟人社會裡面，只要透露給別人多一點點個人資料，其實很容易猜到是什麼人。」
其次是在澳較難找受訪者。「在澳門要找人去說一些話 ，是比平時困難非常多，受訪者不願意跟你說真心話，話未講完都已經拒絕，（受訪者）很怕被人秋後算帳。即使再三強調報道會匿名，他們都會很不願意，好像是在害怕一些事情。」
QQ指，《大象》的報道議題已不算太政治化，寫些人們可能會關心的事，如疫情底下某些群體的生活狀況。有時在坊間聽到消息或風聲，記者卻很難去判斷能不能做，即使可能那個話題已有許多澳門人私下討論，亦不一定有人願意公開講述。
Francis亦補充，坊間某些流言蜚語，一般都沒有文字紀錄，唯有口耳相傳，例如某官貪污、某些團體之間的交易，要以不同形式去跟進就有一定難度。「都會是耳邊聽過，而捉不到一點的證據，你也找不到人去說，亦未必有渠道去求證，而這些東西很可能是一個關乎重大公眾利益的一件事情。」
報道未必能影響社會
但記錄時代變改
回到個人職涯，QQ是一位全職記者。初遇社會運動，對他影響不淺，立志成為記者是因為看到記者很有「使命感」，本著爭取公共利益的心而行動。後來，QQ想法稍有轉變。即使報道無法撼動、改變社會上的不公義，但仍能以記錄者的心態，讓讀者看到不同人的故事，呈現出人們在政策變動之下受影響的狀態。「我會想人們看到每一個數字，或者一件事的背後，都是一個鮮活的人的生命。」
QQ也擔憂，除了當一名記者，自己會否就沒有別的出路和技能？年紀愈大，就愈要面對現實問題，「新聞始終是做唔長。但是對我來說，不存在新聞『衰』到什麼地步或者有什麼紅線，我就不做這件事。」即使工作不算穩定，只要仍有一個崗位養到自己，QQ就仍會做下去。反觀與QQ同屆畢業的同學，真正說得上有「新聞理想」的始終是少數。
對於記者崗位的思考，Francis直指，新聞不算是志業，但作為一位兼職記者，仍能掌握分析資訊和面對社會的技能，從中獲得看待社會和世界的新思維，即使現實政治環境使人絕望，但至少可以去記錄和討論。
Francis指，即使現實政治環境使人絕望，但至少可以去記錄和討論。圖片來源：Joshua J. Cotten@Unsplash
也許在理想的公民社會中，喚起人們對議題的關注只是第一步。「不只是新聞自由，對於我來說是政治自由。記者是一個我覺得可以退一步，真誠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Francis亦有灰心的時刻。在第一線面對事態和政治氣候變差，既要旁觀、又要抽離，「愈是這樣做，目睹愈多就愈無力。」報道可以反映現實，但總是沒有話語權。
另一方面，Francis亦擔心社會對記者職業的觀感不佳，會否帶來一些標籤、不好的影響、甚或影響個人安全？「我覺得很難去justify自己的存在，而我不肯定我是否可以負擔到這樣的後果。社會對於非建制的新聞報道的忌諱或者避忌，形成了一個氣氛。⋯⋯『只要你不是建制派新聞，你就是一些點點點的人。』所以我就不得不去隱藏這個標籤。」
十問九不應 使人洩氣
QQ：有回應 對記者很重要
在澳門做新聞常讓QQ洩氣的是，一來許多傳統機構的訓練是，官方發佈什麼消息就照樣刊出，更未必有追問的權利和空間，例如向政府索取數據、報告等，即使書面查詢政府亦未必會回覆，甚或其他機構態度可能更差。
二來是受眾的迴響較小，過程中必定消磨記者的熱情，感到挫敗。「有feedback是一個對記者來說頗重要的東西。」QQ表示。
他續指，業界有同行一起努力、做出好題材，能振奮、激勵自己想做得更好的熱情，而且，記者必須對議題不斷有新的反思。然而，本地做報道的氣候不是太好。例如澳門學童的自殺問題，「是因為教育有問題、學生遇到很大壓力、或是在家庭承受不到壓力？」
「但如果那個社會好像毫無反應，政府又不給你feedback，市民又不給你feedback，大家好像覺得⋯⋯整個氣候都是習以為常。記者都是一個人，他都很受各種因素影響的，所以我覺得能在澳門堅持繼續做記者，還是一件很厲害的事。」QQ道。
觀望未來新聞自由的變化，Francis形容自己仍感悲觀，「剛剛在說新聞自由，其實整個都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不可能只是永遠看記者這個範圍，還要看讀者。有怎樣的讀者就有怎樣的媒體，反之亦然。如果說是改變不了大環境的情況下，我會選擇的都是裝備好自己。」
QQ則指，自己亦對未來澳門社會變化感好奇，甚至預測了最差的情況會變怎樣。說不定到時還能發掘更多題材去做，以一個更抽離的記者眼光去看待、去記錄。「其實我也很想看看澳門之後會變成怎樣。」
學子畢業後
有意從事新聞工作 為數不多
長江後浪推前浪。若要行業健康成長，實在少不了仍對新聞抱有理想的學子加入新聞工作一列。
據教青局最新發佈《2023/2024學年澳門高中畢業生升學調查簡報》，該學年參與相關調查的4,292名升讀大學的高中畢業生中，有10.8%選擇「社會科學、新聞學與信息」學科，位列選擇人數最多的前五位。對比過往五年，選擇該科比例最高的是2020/2021學年，參與調查的學生中有13.3%有意選讀「社會科學、新聞學與信息」。將比率轉換成人數，近五年來每年均有約四百至五百多人報讀該範疇。
既然投身社科系、新聞系的學子有一定人數，那麼待完成學業，是否可見不少新血入行？然而，大學畢業後有意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次比率則未見太高。
教青局最近一次公佈調查數據是《2022年澳門大專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意向調查統計報告》，其中問到「有意就業的應屆畢業生畢業後擬投身的行業」，有意從事「新聞傳播」行業的人次佔比僅有5.8%，位列報告中全部十五個行業選項中的倒數第四名。
往前一年，2021年有關調查中，畢業後有意從事「新聞傳播」行業的人次數亦僅有6.3%。
為何年輕人對新聞工作卻步？本媒邀請兩位就讀傳播學系的學生及畢業生James和Estelle一談對從事新聞工作的想法。
James：新聞工作前景不佳
對影像創作興趣更大
現就讀傳播科系的James，早在中學時期已在校園電視台接觸過新聞產出流程，包括與團隊發掘校園內題材、拍攝及剪接、寫稿等，亦知悉有關新聞倫理、採訪分工等，繼而對拍攝工作產生興趣。
他坦言，若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出路較窄，現時自己對於無論影像創作、戲劇演出等都有興趣，未來亦會循這類方向找工作。
問到James對本地新聞工作有何觀感，他則指，自己尚未有機會以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身份在澳見證某些「大場面」，有感似乎在澳門做新聞的題材少、規模細。「就這樣採訪一些人，然後回答一些普通的問題，就令到整件事就沒有什麼興趣、沒有什麼特別。」
James認為，本地新聞機構及職位數量有限，要身為記者等升職機會則較難。
另外，他又有感，似乎現在仍在留意新聞的人不多，年輕一代不喜歡讀報、打開電視都未必看新聞報道。「現在感覺好像真的看新聞的人不多，或者認真去看究竟發生什麼事。好像真的沒有什麼人看，相對我想做這件事的推動力都沒有那麼高。」
James偶有留意本地報道，多是民生議題，但給他的觀感是「就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東西，不會真的很需要我們去關注，不會有興趣要知道多一點」。但若剛好有他感興趣的題目，又與自身相關就多些留意，例如政府鼓勵青年就業政策等。
身處傳播科系，James亦遇到老師在課堂上不時問同學：「有沒有誰有志做記者？」偶有一兩個同學仍回應抱有新聞理念，但其他大多數人則沉默。James直言，綜觀港澳政治環境，「現在還說很想做新聞的，基本上就是想跳進火坑裡面。連他們家人也未必支持。前景不太好。」
他觀察到，甚至連本地政府亦未必鼓勵年輕人投身傳媒行業。「可能政府的政策推動，也不會說專門很支持我們去投身做記者，現在的大方向都是支持去投身科技、金融，什麼大數據的那些行業。所以就覺得我們好像不是政府的focus。」
幾位受訪記者均表示，澳門是個規模小的熟人社會，要找得受訪者並不容易。
圖片來源：Jimmy Woo@Unsplash
況且大環境底下對言論審查，亦令年輕人對新聞行業卻步。James認為，澳門社會規模較小，落筆寫時記者亦未必夠膽；若太有主張，就要多加小心及兼顧「中立」；社會較小，發生、報道的事未必太「複雜」；新聞讀者亦少。
他亦擔憂記者發展前景不佳。本地新聞機構及職位數量有限，在科技進步時代，一人多工包攬採訪、寫稿到編輯並不少見，James預料，機構內上司或同事可能一做就二三十年、等退休，要身為記者等升職機會則較難。
最後，問到James對一個「合格」的新聞工作者有何期望？他就指，將事實說得清楚是基本，儘量表達中立，而且記者須為自己寫的東西負責任。
立法會是記者常去的採訪地點之一。資料相片
不局限於新聞行業
Estelle：對「記者」定義更廣泛
Estelle亦是從傳播科系畢業，曾在新聞機構實習，對記者工作及流程有一定認知，其後，她選擇再回到學院在藝術領域進修。
問到她會否重拾新聞工作？她就指，自己現時對「記者」的身份和技能定義更廣泛，即使在其他須以文字為主要傳播媒介的崗位上，如撰寫文案、採訪、藝文評論等，都能用上以往的新聞經驗，並不限制自己只走新聞報道這條路。「我理想中可以做的工作內容，當然可以有記者的性質，包括可能採訪或是分析，但已經不是局限於記者本身。」
Estelle就指，以往傳播科系只教會她理論課程，到她真正投入新聞機構實習與兼職，見識到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能力和效率，亦對他們十分敬佩。
然而，機構中產出新聞內容有既定流程和模板，甚或缺少靈活度，則不是她有意從事的工作。「我覺得自己，比較像他們其中一個工具，去幫他們產出這種量產型的新聞。⋯⋯我可能會再期望（在報道中）看到的，他（記者）可能會想引導我去某一個觀點，反思這些事情本身的一個能力。而不是說完一件事就算了。」
Estelle亦觀察到，新聞機構內少不了對記者的意識形態作出審查，自己未必能適應這些規條，成為審查之下「合格」的一員。相對而言，她幾個同輩朋友，則帶有更充分的熱誠，繼續在新聞行業打拼。
Estelle平日亦多留意不同地區的新聞報道，她特別偏好閱讀深度報道——帶有特定角度切入及跟進事件，亦是她心目中的優質新聞。
「我覺得記者本身都是一個人，所以每個人寫的新聞一定有他很主觀的東西（角度），同時也可以陳述到事實、有他自己的反思，並且很中立地去表達一些事實。我覺得很難，或者很理想化。」Estelle道。
（應受訪者要求，文內May、Hin、QQ、Francis、Estelle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