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討論澳門博彩業發展似乎存在矛盾，一方面疫情過後社會認同澳門單靠賭業是過於脆弱；但同時大眾似乎又害怕「水清則無魚」，認為打壓賭業過猛將傷及根本利益。是以當候任特首在競選時說出賭業曾「野蠻擴張」時，即使只是過去式描述，也激起輿論爭議。
確實，賭博行為不應被鼓勵；但同樣難以否認的是，如果沒了賭場，澳門從經濟、社會到民生發展無法達到今天水平。
故我們能否說博彩業在澳門是「具民意的野蠻擴張」？這次筆者要介紹的最新研究或能側面回答此問題。
透過分析澳門回歸後涉及賭業共754件社會抗議事件，香港恒生大學學者鄺英豪對澳門人如何看待博彩業，以及其實際抗議行為的關係提出有趣觀察。
澳門人抗議賭場是為了什麼？什麼因素造成抗議的多寡？下面來逐一解答。
路氹賭場夜色。
抗議賭業的兩個類型
這次研究的有趣之處，是將涉及賭業的抗議分成兩個類型：成本挑戰型抗議（cost-challenging protests）與利益分享型抗議（benefit-sharing protests）。
「成本挑戰型抗議」是指人們因為賭業發展產生的社會成本而抗議，例如不滿賭業讓犯罪增多與環境破壞等。具體例子如人們抗議大型賭場的興建破壞城市景觀，在這類抗議中，抗議者和博企是「零和遊戲」，不是你撤回就是我失敗。這也是大家最常理解的抗議。
然而研究者在澳門個案中，發現了另一類特別的「利益分享型抗議」。這類抗議中，人們是肯定（recoginize）博企發展而非反對其存在，不滿的是博企利益並未回饋大眾。簡單說，兩者根本上是共贏關係，抗議者只是不滿利益分配不均。
聰明的讀者應能明白為何分出兩類抗議，因為如依照過去認知，大眾在本質上認為賭博是邪惡的，故賭業發展越好，屬零和遊戲的「成本挑戰型抗議」應會更多。
然而，如果澳門的情況是利益分享型多於成本挑戰型抗議，那麼便是顛覆過去認知，也側面認證澳門賭業存在廣泛民意基礎了。所以研究結果是什麼？
趨勢與特徵
首先來說總體趨勢（見下圖），在754件發生在2000年至2021年、涉及賭業的所有公開抗議中（如要求官方立法保障本地人賭場職位、抗議賭場吸煙等），成本挑戰型抗議佔30.9%（233件）、利益分享型抗議佔69.1%（521件）。
2000年至2021年博彩相關的抗議趨勢。圖片來源：研究原文
考慮到澳門賭業在回歸後，除2008年金融風暴及過去幾年疫情外，其餘時間都呈擴張趨勢，而調查顯示人們更在意的是賭業的利益分配而非造成的社會成本問題，故我們或可說，大部份澳門人是歡迎而非反對這種擴張。
進一步的統計分析也支持這種說法，博彩業收入和社福開支與抗議及參與人數分別存在相關性。當賭收越多，利益分享型抗議越多、而成本挑戰型抗議則越少，反之亦然。同時，當政府社福開支越高，利益分享型抗議的參與者也越少。
這裡有一個統計結果值得額外討論，雖然統計顯示賭收越高，成本挑戰型的抗議越少發生，但統計結果亦同樣顯示這類型抗議的參與人數會增多。奇怪了，不是說大家都較在乎利益分配而非社會問題嗎？
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認知到賭業發展帶來禍害、或者是直接受害者的人，會有更大意願參加反對賭業發展的抗議。所以雖然抗議次數不多，但人數規模較大。這樣的解釋並不直覺，但也非全不合理，接受與否便交由讀者決定。
結論：給澳門賭業一個解釋
當澳門賭業在近年不斷被檢討，本文介紹的研究透過關於賭業的歷年抗議，似乎說了這樣一個故事：
澳門的經濟發展（主要來自賭業）並沒有讓抗議次數減少，因為人們也會為更合理分配賭收利益而抗議；但只要社會福利同步成長，即使賭業發展也帶來各種社會問題，大部份澳門人也會「埋單」，繼續安於小確幸生活。
今天各界認同澳門單一產業造成的小確幸，長遠只會阻礙社會進步發展，但社會進程總有其脈絡（也常能自洽），澳門開賭已超百年，作為全球最老的博彩經濟體，其野蠻擴張似亦存在民意基礎。
澳門賭業（或社會）或許就像一個積習難改、固步自封的老人，但退一步看，想要老人接受新時代新思維，只有直接指責，絕非好辦法。
參考資料
- Kwong, Y. H., & Wong, M. Y. (2024). Gambling Economy and Social Protests in Macao: A Happy Problem?.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14789299241279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