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學校邀請任職記者的學長姐來校分享自己的就業經驗，他／她們曾說，做記者要有「鐵腳、馬眼、神仙肚」。但到我成為新手記者後，卻發現做記者不止有那三個要求。原來作為一名記者，還要面對很多從天而降的困難，特別是從今屆特首選舉的採訪工作中，我見識到不少奇幻的事情，讓我不禁疑惑：只是一名菜鳥記者而已，為甚麼似是被多次戲弄？究竟記者這一行在澳門還能生存？我的記者路應否走下去？
公、私不分
「捆綁式報名」不合理
現任特首賀一誠宣佈不再爭取連任，人稱岑官便上場出演「一人選舉」。在捕捉岑浩輝這位特首候任人多次「落區」後，我發現原來每一次採訪機會都得來不易。
在今次特首選舉，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以「方便」媒體採訪為由，以「捆綁」方式來報名。傳媒必須在限期內申請採訪證，在獲得該證後便可出席九月二十八日由選管會舉辦的候選人向選委介紹政綱及回答選委提問，以及採訪十月十三的投票日以及候任人見傳媒。即若有傳媒在限期內未報名，可能喪失的是三次採訪機會。從此，採訪似是「見一次就少一次」。
在九月二十八日岑浩輝的政綱問答記者會現場有不少「吉位」。
另一方面，記者須要成功申請到採訪證才可以去由岑浩輝競選辦所舉辦、面向傳媒的首個政綱新聞發佈會。然而，至於為何設限、不歡迎更多傳媒來採訪唯一的政綱記者會，競選辦並沒有一個說法。
換句話，若錯過這次報名，以上的採訪機會就會一齊飛走，而且三場採訪都需要以同一位記者的個人身份前往。假如記者在繁忙的工作中操勞過度、病倒了，那他／她們是否要為了採訪機會而「頂硬上」呢？原來做記者不只需要「鐵腳」，身體的其他部分亦要如鋼鐵般。
親疏有別？
唯一公聽會只限「友好」媒體
記者的「公司」比個人能力重要
正所謂「選擇比努力重要」，成為一個記者，更要懂得「選擇」，若能加入一間與競選辦友好的媒體，相信採訪之路則順暢不少。
十月初，岑浩輝競選辦公佈將會舉行開放市民參與的公聽會，但我所在的公司似乎不能進入「友好名單」，竟然無收到競選辦就該活動所發出採訪邀請函，於是就透過多種方式去問競選辦，看看是怎麼回事。
正當工作人員不斷催促記者向前行時，岑官卻向著九點鐘方向張望，不知他留意到了甚麼。
拍攝期間，有一道光直射到岑官的臉上，雖然這不是適合作新聞圖片用的光線，但我仍是把此刻紀錄下來。
結果競選辦透過電話回覆指，已預先通知部分媒體進行採訪。正當公司打算再問多幾個問題時，電話那頭的聲音就開始變得模糊不清，伴隨著「沙沙聲」，隨後對話結束。
誰叫我當初加入的，是一間正面對經營困難的蚊型、獨立媒體？如果我加入的是一間大型傳媒公司，那就不用面對這個問題了吧？只是，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不懂面對大公司的人事關係、條條框框。
這樣的我唯有繼續在記者的工作上，繼續面對被拒絕、被無視的採訪困境。
「落區」祐漢神神祕祕
提早半小時、在另一地點
總結行程
在成為記者的過程中，我早已養成一個好習慣，就是「準時」，而當我需要拍攝影片時，我更是需要「早到」，以便佔據有利位置拍攝，只不過有時候，競選辦的公關操作卻令人沮喪。
記得十月二日，岑浩輝「落區」祐漢。據競選辦發出的採訪邀請，岑浩輝將在早上十一時二十分總結行程，可是，不少記者已經「早到」二十分鐘，卻發現自己已經「中伏」。因為岑浩輝當時已在另一地點總結行程。
明明當天是十月二日，為何會有四月一日的感覺？競選辦想讓記者們提早半年過愚人節嗎？
記者們從工作人員的縫隙間拍攝岑官。
當時競選辦發出的採訪邀請，只提到總結行程，沒有提到岑浩輝何時「落區」行程。是次探訪行程甚為秘密，絕大部分本地媒體事前並不知悉。
翌日，岑浩輝「落區」新橋，我汲取「落區」祐漢的「慘痛教訓」，唯有更加「早到」，到三盞燈一帶玩捉迷藏，依靠自己的直覺找到岑浩輝一行，於是就成功拍攝到「落區」畫面。
如何拍攝、扑咪？
被重重包圍、保護的「輝」
儘管成功來到岑浩輝「落區」現場，但亦需面對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拍攝岑浩輝。事關岑浩輝被工作人員全方位包圍，記者們只能透過工作人員之間的縫隙去拍攝。
如果要拍攝一張能向公司「交差」的照片，記者們就需要多次嘗試、捉緊岑浩輝每個「走位」，儘可能找到機會去拍攝。作為新手仔，要避開保護人牆影到這位未來特首跟市民閒聊的正常畫面，更是要過五關斬六將。能拍攝成功的機會不高，看到所拍照片或影片，滿是保安、工作人員以及便衣的頭頂。拍攝期間，我更聽到有行家抱怨拍攝岑浩輝比拍攝賀一誠困難，原因是賀一誠較高，就算被工作人員包圍，他的臉仍不容易被遮擋。
當我成功以「高炒」方式拍到岑官時，卻不慎手震，令照片不能「交差」給公司。
當大部分記者都以「高炒」方式拍攝時，自然就會不小心拍到其他記者的器材，結果照片上的岑官似是一個套著相機頭套的人類。
好不容易拍攝完畢，到「扑咪」（即記者圍著受訪者問答）環節，但每一次落區，岑浩輝都只回答傳媒兩條問題，就上車離去。如果傳媒要向岑浩輝提問，就需把握機會。但不知為何我總有一種感覺，就是與過去相比，傳媒提問的機會愈來愈少，愈來愈難把握，又或是現時的記者已變成洪水猛獸，讓人畏懼？
當年學長姐們所分享的——有問有答、一來一往、唇槍舌劍的「扑咪」畫面——已經離我愈來愈遠。正如我當時所認知官員應歡迎記者訪問、通過媒體向公眾就事件／問題說清楚、講明白。然而，經過今次特首選舉活動採訪洗禮，我便應推翻這「古舊」觀念，不是嗎？
在今年八月份的論盡者言裡，我寫下了「司長們 跟住去邊度？」這個標題，經過這段時間的採訪，我覺得，是時候也反問自己，到底我是否仍有魄力繼續做記者？或應及早思考「跟住去邊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