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水池一帶，有部分旅客在附近手信店購物。
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沒甚麼折騰，轉瞬便塵埃落定。岑浩輝先生從終審法院院長成功轉軌出任行政長官。澳門人慣於沉默，特別是對這種沒有公眾參與，而早就知道結果的選舉，基本是冷眼旁觀，看人唱戲。但卻又保持一貫有順風車不搭白不搭的心態，懷有一定希望，特別是面對目前如此嚴酷的經濟環境下，變，總好過不變。所以大多數人還真的想看看新特首上場可以拿些甚麼方案出來幫到澳門解決經濟問題。
說澳門面對嚴酷的經濟環境，並非危言聳聽。看看當前澳門商界一片愁雲慘霧，各行各業都叫苦連天。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二十五年來最差的時刻，最慘是看不到出路或盡頭。老闆叫苦，打工仔更艱難。對後者來說，澳門經濟狀況不佳，新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多，而十八萬外僱的重壓亦令本地打工仔透不過氣。工作職位被大量佔用，失業者、就業不足者固然慘情。即使是工作得保，也因為在各行業中充斥大量外僱而令本地人缺乏議價能力。老闆一句「你唔做大把人做」就足以令承受着生活重壓的打工仔收聲。
對僱主來說，外僱是他們壓低經營成本，掙扎求存的殺手鐧。只是，聘用外僱本身也是雙面刃。用外僱固然可以壓低工資成本，但與此同時，外僱作為一個從外地來澳門打工的人，莫說有近十萬外僱是居於珠海，早出晚歸，除了基本生活所需外，根本不會在澳門消費。而即使居於澳門，這些外地僱員背後有家人在家鄉要養，他們在本地區必然是儘量減少非必要的消費。當一個社會有接近一半的勞動人口是不太願意在地消費的非本地人時，當然也就對本地消費市場構成沉重的打擊。而飲食零售這些企業的經營者，必然又是直接被打擊者。這個迴力鏢又打了回來。
近年，澳門經濟不景，不少人都歸咎於人們北上消費，連賀生都呼籲澳門人在周末「留返一餐」在澳門食。只是，北上消費一直是澳門人的生活習慣。澳門與珠海只是一關之隔，在關閘馬路這邊，僅幾分鐘步行就到達拱北的迎賓南路，連交通費用也免，實在方便。再加上澳門人佔半數以上是從中國內地移居來澳，對內地的生活模式熟悉而親切，絕無半分違和感，到內地消費是如魚得水。而內地的價格也有其優勢，所以澳門人北上消費並非自今日始。那為何人們又突然又怪責北上消費呢？很簡單，因為過去同樣有大量的北上消費，但因為內地來澳遊客量大、消費高，本地人的北上消費相對比重較低，因而大家都沒意見。換句話說，南下消費的量大，北上消費的量小，還有甚麼可埋怨的呢？如今不同，南下消費弱了，北上消費的流失就令人眼紅。
或謂，疫後澳門的旅遊業也恢復得不錯呀，根據當局統計，今年首三季的入境旅客共19,928,168人次，按此推算，全年入境旅客有望超過二千六百萬人次。但與2019年訪澳旅客人數的39,406,181人次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少了三分一就是少了三分一，這不是一個小數。更重要的是，同是內地遊客為主，遊客的消費模式的變化才更要命。過去十多年，內地經濟騰飛，尤其是2014年以前，出國遊客揮金如土，奢侈品的消費令全世界都瞠目結舌。疫情之後，這些一度財大氣粗的中國大媽身影猝然消失，代之是「特種兵式旅遊」的年輕人。他們重視的是「打卡」，奉行的是少消費甚至不消費旅遊。這對澳門這個以旅遊業作為其中一個龍頭產業的城市來說，這種旅遊模式的改變，無疑是災難。
遊客多了，人流也不少，但由於消費模式的改變，看的人多，真正掏腰包的人卻少。
有人說過這樣一件事，在中區某麵家，午飯時間來了四名遊客，佔了一張枱。但四人只叫了一碗雲吞麵，然後就輪流擺拍，拍到滿意後四人才分享了這碗麵之後離去。可能是再去下一間目標食店再重複同樣動作。這些年輕遊客不一定是窮遊，也不一定真的沒錢，而是他們就是這樣的消費模式，用最少的時間、最少的資源，儘量去更多的地點「打卡」。只是，對於食店的經營者來說，這就欲哭無淚了。四個人進來佔了一張枱，正常最少應有一百多元的消費，現實欲僅做了三十多元的生意。這樣的遊客再多，都不會增加多少的收益。
至於各種高檔場所，如名店林立的大型渡假村，乃至遊客區內的各種零售店，情況同樣慘淡。遊客多了，人流也不少，但由於消費模式的改變，看的人多，真正掏腰包的人卻少。如今最常聽到生意人說的一句話，就是「旺丁不旺財」。這幾乎成了個死局。
筆者不知道未來特首到底能有甚麼奇招、怪招、大招可以挽狂瀾於既倒。但短時間內，可能又只有再派一輪消費券，指定在澳門消費，以此來挽救本地經營者目前的經濟困境。只是，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沒有一個城市或國家，可以靠政府長期派錢來延續經濟繁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