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世界預防自殺日」。今年上半年澳門自殺率好不容易止住升勢，較去年同期減少3宗，但據衛生局公佈可見，這44名輕生者中包括至少2名未成年人（司警去年起改變自殺個案通報方式，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取代具體年齡），年齡低至12歲，另外也有一位老師輕生。憾事頻傳，澳門校園依然不平靜，警鐘長鳴。
若觀察企圖自殺的升幅，澳門自殺年輕化的趨勢更加觸目驚心。據保安司統計，自2019至2023短短五年間，5至14歲企圖自殺個案從3宗暴增至33宗，整整11倍之差；15至24歲組別亦翻了2倍，由24宗急升至77宗。
相較死亡個案(見附表) ，藏在冰山下的學生自殺未遂數字更巨量、更隱蔽。為了應對前所未有的校園危機，教青局近年重申已加大投入資源，增加非高教駐校輔導員的數量和支援，甚至早在兩年前，當局已宣稱駐校輔導員比例達到《澳門學生輔導服務研究》 （下稱《研究》）（註1） 提出1：250名學生的建議水平，但何以前線輔導員的壓力未見紓緩，「逃亡潮」依然不斷？校園安全網是否夠牢固，足以及時發現、接住有需要的學生？
記者透過調查發現，由於教青局長年「誤解」駐校輔導員的定義及比例計算方式，這張校園安全網的「密度」實質遠低於預期。若按上述研究報告所指的標準重新計算，駐校輔導員與非高教一般生的比例推估約為1：401，較教青局聲稱的1：250相去甚遠，除非再增聘120多名輔導員，否則很難稱得上「達標」。
教青局一直透過資助民間輔導機構向學校提供學生輔導服務。自2018/19學年起，當中、小學人數達500人、幼教達300人便會獲派一名駐校輔導員 （註2）。因應校園突發事件急增，當局自2021/22學年推出幾項重要的新措施（註3），包括：
一、增聘具有一定年資的資深心理輔導員，巡迴各校提供支援；
二、聘請專業督導為輔導員進行個人或小組督導，提升輔導員專業技巧，並支援處理較複雜的學生個案；
三、原來未達300人的幼教或回歸教育等小規模校部，也獲分配至少1名輔導員；
四、該學年有超過70%校部獲分配2名或以上學生輔導員。
從整體數字上，近幾年輔導團隊人手的確節節上升。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兩年前曾經表示，學生輔導團隊從2017/18學年的264人增至2021/22學年的373人 （註4）。今年六月教青局局長龔志明公佈最新數字：輔導團隊的規模再創新高，達380人，學生輔導員與學生的比例升至約1：230（註5） 。不但比鄰近地區更優，而且超越《研究》建議的外國標準。
只是事隔短短幾年，本澳學生輔導團隊規模大躍進，教青局接納《研究》多項改善建議，增聘駐校輔導員及督導，無疑是認清形勢，從善如流。然而，當局計算學校輔導員比例的方式，似乎跟《研究》所指有明顯出入，差之毫釐，足以謬之千里。
事實上，報告原文提出的最佳比例是：每名學生輔導員對250名「一般學生」（《研究摘要》P12），並未將融合生、特教生包涵在內 。另一個被混淆的點是，當局顯然是將包含督導、主任在內的整個「輔導團隊」，跟長駐學校的前線輔導員畫上等號，教青局自創的新定義跟《研究》前後脈絡所指的「學生輔導員」（每年要開立不少於30個短期、20個長期輔導個案）並不相符。如此簡單粗暴地將兩個總數拉一個平均數，才會樂觀得出1：230的結論 。
若按照《研究》的分類，重新計算駐校輔導員的比例又會有何不同呢？由於教青局官網未有系統性公佈輔導團隊各級人員的職務分類和細數，甚至連前線輔導員的數據也不全，記者僅能以2021/22學年的數據舉例試算一下。
2022年5月31日，歐陽瑜曾在立法會上提及一組較詳細數據（註6） ：2021/22學年，當局資助機構聘請9名巡迴各校的資深心理輔導員，令學生輔導員增至307名；另外，服務主任、副主任、活動助理37名，新聘專業督導29名，整個輔導「團隊」人數為373人。當年司長同樣以為，學生輔導團隊規模「已基本達標」達到《研究》建議的1：250。
重新計算之前先瀝乾水份，釐清一些關鍵概念和數據：
- 融合生：教青局對提供融合教育的學校有另一套輔導員分配標準（註7） ，每20名融合生「額外增加」0.5名輔導員，21至40人則加至1名輔導員，如此類推。司長曾表示，2021/22學年全澳共有48所學校推行融合教育，教青局「額外派駐」約65名學生輔導員為融合生及家長提供支援 。（註8）
- 特教生：同樣，910名特殊教育學生（註9） 也應從「一般生」中區分出來。其中484人在3間私立特教學校就讀，由於教青局未有公佈近年特教駐校輔導員的分配標準，按中、小、幼各部最少一名駐校輔導員推算，假設當年這3間私校至少有7名特教生輔導員。其餘426人分散在5間公立學校，由教青局的特教專業團隊負責支援，並非由輔導機構派員駐校。
- 一般生：若將司長所指的307名學生輔導員，減去20名離校學生輔導員 （註10）、65名融合生輔導員、7名特教生輔導員，以及9名巡迴資深心理輔導員，推估該學年服務一般生的駐校輔導員僅206名。另外，分母也要修正，當年非高教學生總數（85,783）（註11） 扣除融合生（2,244）（註12） 、特教生（910）後，一般學生總數為82,629人。
由此可見，以新的分類計算，2021/22學年每名駐校輔導員與學生的比例應修正為1：401，較官方聲稱的1：250相差一大截。換句話說，該學年面向「一般生」的「駐校」輔導員要從206增至330.5名才算是真正達標，差額接近38%。
本文嘗試指出駐校輔導員平均比例的計算謬誤，並非指教青局做假沒有增加相關資源，也不是否定輔導團隊其他人員的專業價值和貢獻，而是希望主管部門誠實客觀、實事求是地評估前線人員缺口和工作壓力。當然，這是以數字論數字，基於個別數據不全，推算結果或有瑕疵，相信掌握最完整資料的教青局有能力給公眾一個最精準的答案，釐清這道再簡單不過的數學題。
此外，在尋找和整合上述數據過程中，記者更能感受到駐校輔導員專業地位被邊緣化的困境，相關資料非常零散，只能從剪報和各種公開資料中爬梳、交叉比對，慢慢拼湊出全貌。教青局網站所有刊物和統計數據，竟然沒有駐校輔導員的專門分類，即使是最對口的「教育心理輔導及特殊教育中心」官網，資料不但少得可憐，而且最後更新停在2021年。
這種尷尬處境一如多位議員關注駐校輔導員的加薪問題，他們既不在教育編制，也不屬社工局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人員，處在專業狹縫中，無論是改善薪酬抑或簡單如統計數據都沒有他們的位置。而校園內最棘手的問題、每有突發事件發生，駐校輔導員總會被推到台前，證明當局已有所作為。
註1：教青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展開《澳門學生輔導服務研究》並於2018年公佈研究摘要。
註2：教青局回覆議員麥瑞權書面質詢回覆。2019年3月18日。
註3：澳廣視《歐陽瑜：學生心理輔導人員規模正擴大》。2022年5月31日。澳門日報《歐陽瑜：擬增中小學健康教材 建高危學生感應機制》。2022年5月31日。華僑報《澳府持續增加學生輔導服務資源 本學年逾一億六千萬元》。2022年6月1日。
註4：澳門日報《歐陽瑜：擬增中小學健康教材 建高危學生感應機制》。2022年5月31日。
註5：市民日報《網絡素養課傳遞正確上網觀》。2024年6月12日。新華澳報《歐陽瑜：家校合力 引導正確使用網絡》。2024年6月12日。
註7：教青局（2018）《澳門學生輔導服務研究摘要》。12版。
註8：澳門日報《歐陽瑜：末季增永寧服務點支援融合生及家長》。2022年5月31日。
註9：教青局（2021年10月）非高等教育統計，學生資料統計表〈按學校和年級劃分〉 (2021/2022學年)。
註10：據教育心理輔導及特殊教育中心資料，每年均有20名輔導員專門負責離校生。
註11：教青局（2021年10月）非高等教育統計，學生資料統計表〈按學校和年級劃分〉 (2021/2022學年)。
註12：教青局《教育數據統計概覽2022》。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