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將於10月13日舉行。（來源：新聞局）
澳門的未來特首候選人為在內地出生和成長的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這引發了一個思考：中央政府在選擇候選人時，是否借鑒了我國古代的「地域迴避」制度（即不得返回原籍任官）？
該制度始於西漢，旨在防止地方官員與當地勢力結合，形成家族或派系壟斷，威脅中央集權。這一立法的良意在於避免地方權力過度集中，從而防止腐敗和權力濫用。
「地域迴避」制度的源起與演變
翻查所謂地域迴避，意指官員不能在自己的家鄉任職，即官員的籍貫不能與其任職地點相同。在我國歷史上，這一制度經歷了起伏變化。該制度始於漢代，在魏晉時期一度衰落，但在唐代以後又逐漸發展和興盛。
西漢武帝時期，規定從郡國的太守到縣令、縣丞、縣尉等官員，都不能任命為本郡的人，這開創了地域迴避制度的先河。然而，到魏晉時期，官員常把回到家鄉任職視為榮耀，削弱了該制度的作用。唐代初期，重新強調了地域迴避制度，規定官員不能在本籍和鄰近州縣任職，京兆、河南兩府不在此限制之內。代宗時期，又規定了一系列職位的官員不得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任職。
宋代進一步擴大了地域迴避的範圍，不僅限於本州、本縣，還包括了路一級區域。神宗以後，官員不僅要迴避在自己的籍貫所在地任職，還要迴避在自己有田產的地方任職。例如，張守在會稽縣有三百畝田地，當他得知自己被任命為紹興府知府時，主動提出辭職，理由是「竊慮近制，亦有妨嫌」。
到了明代，所有官員的任命都必須迴避自己的籍貫，並實行南北更調制度，即南方人到北方任職，把全國劃分為三大區，進行大區輪調。這種做法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後來，由於官員任職地點遙遠，來往不便，導致許多地方官職空缺未能及時補充，於是改為本省迴避制度。對於廣西、雲南、貴州等少數民族居住的邊疆地區，則只限制本府、州、縣的人不能在本地任職。
清代也有類似規定，地方官員不能在原籍、寄籍（長期居住地）以及鄰近省份500里以內任職，而學官則只需迴避本府。
「地域迴避」尚不違反「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之基本法原則
從古代我國的「地域迴避」制度到現代澳門特首候選人的選擇，確實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類比。古代的地域迴避制度旨在防止地方官員與當地勢力結合，形成家族或派系壟斷，這與現代澳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治理有相似之處。在澳門的治理中，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之間的關係基於澳門《基本法》中的「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原則。澳門享有高度自治權，這意味著除國防和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負責外，澳門可以自行管理內部事務，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等領域。由此可推論：
- 防止地方權力過度集中：類似於地域迴避制度防止地方官員與當地勢力結合，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儘管允許澳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但中央政府需確保澳門的治理不會脫離國家的整體架構，即防止地方權力過度集中，從而保障中國的主權和控制權。
- 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地域迴避制度通過限制官員在原籍地任職，來防止地方權力集中和腐敗。而在澳門，中央通過任命特首和其他高級官員，確保了對特區事務的監督和影響力，同時也尊重澳門的自治權。這種平衡類似於地域迴避制度的初衷，即在防止地方勢力坐大的同時，確保行政管理的公正和有效性。
- 地域迴避與政治自治：澳門的行政長官及高級官員雖然須獲得中央政府的任命，但選舉或協商的產生方式體現了「澳人治澳」的自治原則。與地域迴避不同，這種安排不是基於地理地域的分隔，而是基於政治制度的不同──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共存。
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將參選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資料相片）
澳門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退一步來看，自澳門開埠以來，不同時期的人口遷徙對其社會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澳門是一個由不同族群組成的小型貿易港，主要以我國內地華裔人口為主，而這些人口多從事捕魚、割蠔和小規模貿易。非華裔人口則主要是經商的外來者，他們與華裔居民共同構成了早期澳門的多元社會。
隨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我國內部的政治經濟動盪，澳門因其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地位，成為大批移民的避風港。自1920年代我國內地政局動盪開始，大量內地人士遷入澳門，尋求更穩定的生活環境。隨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文化大革命，以及東南亞排華政策的實施，也引發了數次大規模的移民潮，進一步改變了澳門的人口結構。特別是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澳門的工業化進程吸引了許多勞工，形成了一個多樣化的移民社會。
澳門半島夜景
這些移民的到來，不僅推動了澳門經濟的發展，也加深了澳門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特徵。根據1991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有超過一半的澳門居民在我國內地出生，這顯示了移民在澳門社會中的深遠影響。這些移民大多數在近幾十年內遷入，並在澳門尋求工作和生活機會。此外，大部分新移民來自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和福建省，他們的到來進一步鞏固了澳門華人社會的基礎。
結論
透過考察澳門特首候選人的背景及古代我國的「地域迴避」制度，筆者發現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中央政府在治理地方時，皆希望避免地方權力的過度集中，以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統一。澳門作為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其治理模式在「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的框架下，既尊重地方的自主權，又確保中央對其行使必要的監督與管控。這種平衡，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地域迴避」制度的精神，即在防止地方勢力坐大的同時，確保行政管理的公平與有效。
寫到最後，筆者認為澳門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其多元化的人口結構和社會背景使得「澳人治澳」的理念更具包容性和靈活性。不論未來特首候選人是否在澳門出生或成長，只要他們融入澳門這個移民社會，就同樣能夠成為中央認可的合格領導者。總之，無論從大歷史抑或現實的角度來看，澳門的發展皆強調中央與地方的平衡，以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包容與共融。
（作者為波士頓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文章觀點均來自作者，並不代表本媒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