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當年澳門準備回歸，社會聚焦如何落實「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化（簡稱「三化」）都是當時迫在眉睫的問題。傳媒的角色除了是發佈政府的最新措施外，還有追訪中方和葡方要員，讓社會大眾知道官方的想法，從而回應、討論，於是記者總是要想盡辦法找代表「講兩句」。「那時見到官員有很多事情要問。」說起過渡期，小毅總會憶起跟時任港澳辦副主任魯平做「獨家訪問」的經歷。「魯平一開始不談的，你纏着纏着，他就會講。」而今日回望當初，或許會明白好些事。
政府總部。圖片來源：新聞局
事實上，翻查八、九十年代的報章，不論是因為中方的要求還是出於自己的意願，澳葡政府都有一些動作去培養華人公務員。雖然中葡談判首輪會談是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底才於北京舉行，但一九八六年一月，時任行政政務司賈蓮德已表示，在「未來兩三年內，政府會培訓一批行政的中層人員，應付本澳未來的需求」，稱「這也是為配合澳門公務人員本地化的其中一項工作。」
由於根據回歸前法例，各部門的首長必須要懂葡語，所以當時的課程和培訓大多集中在葡語方面。例如澳葡政府每年會挑選在澳門出生及居留的大學生，如不諳葡語者，送往葡國作為期一年的培訓。該項人材之甄選圍包括公職及非公職人士，名額每年不超過五十人，稱為「赴葡就讀計劃」。首批學生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發。當時時任澳督馬俊賢表示，「政府對每人平均投資約七萬元，但學成後要返澳服務，加入公務員行列。」約三個月後，澳葡政府開展第二期計劃，近三百個人競逐二十個名額，「其中有一名法律系畢業人士參加」，而二十名學員中，「有百分之七十來自私人機構，而百分之三十來自公職方面」，學員「年齡介乎二十至四十歲，平均在二十八歲以下，在澳定居達十年以上，其中有十七名是本地出生」。
同年，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繼續發放獎學金及貸學金，當中包括資助十名學生前往葡國就讀，其中就有後來成為澳門首位中國籍法官的朱健，以及特區首位初級法院院長的譚曉華等等。而根據當時葡國文化語言學會和澳門文化學會簽署的合作協議，雙方同意頒發予東亞大學（現時的澳門大學）畢業生及知識分子、藝術家，攻讀里斯本大學開辦的葡國語言文化課程。據報道，一九八七年至八八學年的獎學金獲得者，「其中十二名來自澳門，三名來自北京外國語大學」，當中包括已故學者楊允中。
類似的課程多不勝數，有長期的，也有短期的，為不同範疇的人士而設，例如是公共行政。除了「赴葡就讀計劃」，還有「特別赴葡就讀計劃」。而據一九九五年的報道，澳葡政府稱，用於每一期「赴葡就讀計劃」的費用就達到「約為四百五十萬元」。
「九九後首席法官由
華人出任有困難」
但即使如此，「三化」的進程仍未能滿足澳門社會。東亞大學的法律課程於一九八八年才開始，第一批學生要到一九九三年才畢業。此類議題，傳媒當然非常關心，過去小毅也常與身為記者後輩的我們分享。
當時她也在思考誰能擔任特區首位終審法院院長的問題，皆因在那年頭，澳門還未有多少華人完成大學的法律課程，「糟了，那誰去做院長？」
於是有一次，小毅與一班行家到北京採訪〈澳門基本法〉會議時，她向時任港澳辦副主任魯平提出了這問題，也是她引以自豪的一次「獨家」採訪。那是一九九〇年。「其實一班行家都追着他，但行家們沒我那樣鬼祟。」她笑道，「那時遊船河，大家興高彩烈，又沒想到我那麼鬼祟。我走去問魯平，說：現在澳門連一個中國籍法官也沒有，我們如何有中國人當首席大法官？那時終審法院的概念還未有，都是用香港首席法官的概念。」
據《華僑報》報道，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四名在國內法律系畢業的學生獲澳葡政府資助，於十一月到葡國進修為期兩年的葡語課程。
據小毅憶述，當時魯平說「這確是個問題」。「那時都比較開放，他說可能將來是要由一個葡裔人士擔任。所以當年曾經想過由土生葡人當首席大法官。」翻查《華僑報》，當年的報道引述魯平指「要在九年時間內培養一個中國籍的首席法官是很難的」。而當記者「問及若九年時間內無法培養一個中國籍居民擔任首席法官，是否允許葡籍人士擔任首席法官」，魯平說「那就沒辦法了，因為只有這麼幾年時間，也不是甚麼人都可以做首席法官的，這是個大問題。」
之後，魯平又表態指，澳葡政府在培養人材和「三化」方面步伐太慢，又指培養人材處理不好，「將來九九年銜接就會出現問題」，而中方是「希望到九九年能平穩過渡」。
他進一步指，從技術上解決人材問題有兩個途徑，「其中是中國人學習葡語，另一方面是葡人也可以學中文」。文中寫道：「他說，中國人若有英文基礎，再學兩年葡文就很好了，中國人學葡文並不困難。」
之後的就是歷史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四名在國內法律系畢業的學生獲澳葡政府資助，於十一月到葡國進修為期兩年的葡語課程。據當時報道，「他們均是中國法律系畢業，來澳定居年期為五年至半年，並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這批學生均是到葡國科英布拉就讀為期兩年的葡語課程，然後返澳加入法律或司法界，作為本澳華裔居民進入法律和司法界的第一步。」當被傳媒問到這是否澳府與中方合作以解決法律人材問題，時任行政暨教育青年事務政務司黎祖智表示，「並沒有正式協議，促使這件事是由澳府諮詢委員唐志堅作出安排」。他又指，「由中國法學畢業生來澳再深造澳門現行法律課程，是解決本地法律和司法人才的可行途徑。」
這班學生的班長，是葉迅生——回歸後的初級法院法官，現任檢察長。綜合現時網上的報道，同期前往葡國進修的還有宋敏莉，澳門首位本地檢察官之一，現任的終審法院法官；岑浩輝，特區首位終審法院院長；還有現任保安司司長黃少澤等等。
一九九二年，《華僑報》引述葡文《商業周報》報道稱，據接近政務司黎祖智辦公室的消息表示，「十三名在中國內地大學畢業的法律學士，將在澳門擔任政府職位。這批人士現時正在葡國科英布拉修讀一項葡國語言及文化課程，預計將來會受聘在澳門的法院工作」。同年，澳門大學時任校長李天慶表示，希望更多有葡語基礎的中國學生來學習，並留在澳門工作，又指時任行政暨教育青年事務政務司黎祖智在訪京期間，與國家教育委員會簽署協議，准許這些學生留在澳門工作。
另外，一九九三年七月，澳葡政府表示，自從一九八七年開辦赴葡就讀計劃後，已有一百九十八個學員受訓，有一百六十人正擔任公職，「其餘的在履行在政府部門三年工作義務之後，由於移民或無興趣工作之故，已相繼離開」，又指「現時有一成的學員已晉升到領導或管理層」，形容「成績已相當理想」。之後公務員本地化的工作和各種培訓繼續如火如荼地進行。蔡美莉、張裕、譚俊榮⋯⋯一個個澳葡年代的華人公務員及後成為了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官員。
時任港澳辦副主任魯平與記者們遊船河。翻拍自小毅工作枱
回歸後首位終審法院院長
而最後，澳門特區首位終審法院院長沒有由葡裔人士擔任。小毅說，當年她有聽說過歐安利是人選之一。「如果說作為律師，他當時是資深的。他又是議員，參加過直選，又是法律界間選議員。」小毅說，但後來因為很多的原因，最後是中國籍、北大法律系畢業的岑浩輝獲選。
一九九九年，她以筆名「悟塵」在《華僑報》的文章寫道：澳門未來特區司法機關將呈年輕化格局，事緣本地區未來最高司法機關首長的終審法院院長十分年輕（不到四十歲）以及法官年資歷亦是不過三年之淺（整個本地法官隊伍也是很年輕）這一狀況在外地司法同行來看或許是不可思議，但現實上，澳門是惟此途而別無選擇」。她寫道：一是因為「基本法框定了特區終審法院院長必須是澳門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二是「由於有香港釋法事件的影響和一些其他政治因素下，法界土生人士出任終院院長也就不被考慮了」。
多年後，「悟塵」代表《論盡》訪問歐安利時（詳見另稿），再問到：「未能做到終審法院院長，去到司法機關最高位置，會否可惜？」歐安利當時這樣答：「當時我40多歲，想為特區做很多事，所以甚麼位置都可以，法官又得，立法會又得。為了服務特區，我的心願意做任何事。」
「悟塵」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亦有訪問「盛傳會是未來終院院長熱門人選」的時任初級法院法官岑浩輝。那時法院大樓還在南灣。對於她問到本地法官資歷頗淺，到「九九」時最長的也不過是三年多，岑浩輝「以本地司法官具有如下三方面優勢來回應」：
「第一，本地司法官對澳門狀況非常了解和清楚；第二，他們比較年輕且精力充沛，且大部分有二至三年的司法工作經驗，這相對於葡國法官的資歷可能是淺些，不過本地司法官可以通過學習不斷提高。而且高等法院在六年以來的司法判例一一許多原則已定外，司法官們還可以透過互聯網絡查閱葡國和其他地方處理案件的資訊；第三，澳門本身法律除了基本法律理論是源自葡國，澳門本身已不斷形成與葡國、國內及香港不同的獨立法律體系，當地法官對這些法律的了解和掌握，不一定比葡國來的差。另外，作為將來澳門特區運作基本法律之一的基本法（還有最高的中國憲法相關條文），當地法官對之理解和產生過程的了解，可能並不遜色於葡國來的法官，因為最起碼本地司法官對中文掌握，是有其優勢。」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
「法律本地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自己很緊張地追，我其實最緊張那『三化』問題。」生前提起過往時，小毅曾不只一次這樣說。她又會「得戚」地道，魯平不常跟記者說話，但「纏着纏着」，他就會說一點。試過難得做了魯平的獨家訪問，卻在飛機上被工作人員在一眾行家面前「踢爆」，問她是否寫得成稿。
回望當初，社會當時提過很多不同的想法。之後都有了不一樣的發展。記者努力追訪，社會積極回應，彼此希望的是在討論中尋求共識。「澳人治澳」的二十五年來，澳門經歷了很多，願以後的二十五年，官民之間的討論也不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