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0日,行政長官賀一誠透露2023年博彩業佔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比例為36.2%,已扭轉「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情況。《新華澳報》的報導是這樣描述的:
「賀一誠稱,政府提出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指標,預期博彩業佔總GDP約四成,非博彩元素佔六成。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多年,但現時已有大扭轉,過往博彩業佔澳門GDP約63%,而即將公佈的數據顯示,2023年博彩業佔澳門GDP的比例為36.2%。雖然估計今年(2024)的比例有所提升,但GDP『塊餅』整體『做大咗』,希望仍可保持博彩業佔比於40%以下,繼續向著經濟適度多元的方向發展。」
這段短短的描述包含了幾個有趣並且相關的問題,值得拿出來認真討論。首先,博彩業在2023年是否已經不是一業獨大呢?這是最開始吸引我留意這篇報導的原因,因為頗為違反直覺。第二,如果是真的話,到底是如何做到?第三,或許更為重要的是,為什麼要強調博彩業不再一業獨大?
澳門是如何測量產業結構?
「博彩業是否不再一業獨大」提問的,其實是澳門如何測量產業結構的問題。澳門統計局是這樣解釋的:「產業結構是以增加值的角度,反映各行業對整體經濟貢獻之比重;而增加值是反映一經濟活動(例如某一產業或行業)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新增價值,即有關經濟活動所生產的貨物和服務的價值,減去生產過程中消耗的貨品和服務的價值。」
按照這個定義,從數據上來看,博彩業確實至少在2020至2022年這段時間不再是一業獨大,甚至可以用「插水式」下跌來形容。由於統計局尚未公佈2023年的產業結構數據,下面我們來看2019年和2022年的產業結構情況:
由於按增加值計算的產業結構使不同產業之間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關係,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博彩業佔比的下降到底是因為真的實現了產業適度多元?還是博彩業受到打擊的原因?
考慮到2020至2022年間先是貴賓廳被打擊,再疊加疫情,答案相信顯而易見。事實上,澳門政府也明白,所以在《新華澳報》的報導也寫道,賀一誠「他提到,疫情期間本澳基本無博彩收入,相關數據無可比性,但去年本澳基本已恢復至2019年的逾80%,已具參考價值。」然而,疫情雖結束,平均而言佔博彩業收入約45%的貴賓廳業務亦一去不復返。這樣的情況下,博彩業佔比下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統計指標與社會現象
接下來,我們討論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即統計指標與社會現象的關係。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統計指標是用來測量社會現象,而在公共政策中,統計指標是可以用來定義社會問題,政府可以基於此認為一個問題是或不是社會問題,從而決定是否要進入政策議程。但問題是,一個社會現象可以用不同的統計指標來測量,選擇什麼統計指標以及如何解讀,於是就大有學問。
回到澳門博彩業的產業佔比的問題,筆者之所以會感覺特首的表述違反直覺,是因為假如不使用產業增加值,而是財政收入的佔比來評估產業結構,則博彩業仍然會是「一業獨大」。下面是財政局提供的數據。可見2014至2018年來自賭博專營權的直接稅一直維持在接近80%的水平。即便是疫情期間的2021至2022年,博彩稅也要佔到財政收入的17.5-35.7%。這說明兩點。第一,博彩業為澳門帶來的稅收總是高於它的產業佔比。第二,一旦博彩業的產業佔比下降,澳門馬上就會出現財政赤字。
為什麼「澳門是否產業適度多元」是個社會問題?
讓我們先來整理一下之前內容的邏輯。首先澳門政府使用了產業增加值這個指標,來支持「澳門已經實現了適度的產業多元」,然而,這卻沒有改變博彩業在稅收佔比中仍然一業獨大的情況。假如澳門政府是要據此說明「博彩業一業獨大」已經不是一個社會問題,那麼「澳門是否產業適度多元」這個問題會成為社會問題,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這是因為博彩業對於澳門的稅收是如此重要,一旦下降就會直接影響澳門的社會福利。而且澳門既沒有自然資源又沒有人力資源,按照經濟地理的邏輯,正常思路是應該專注搞好一個「有錢途」的產業。為什麼要費勁去進行前途未明的產業轉型?(先不要討論政府有沒有能力這種問題。)
對此,一個最簡單的答案是——誰能對澳門政府的工作進行考核和問責?自然只有中央政府。由此也可以解釋為何澳門要搞四大產業,因為這是中央的規劃。也可以解釋為何「博彩業一業獨大」是個社會問題,因為中央認為這是問題。事實上,筆者也早已指出,這屆澳門政府的管治思路和內地的地方政府已經沒有什麼差異。5月19日夏寶龍一走,5月20日就表示澳門已經完成了任務,只是為本人的判斷增加多一個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