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水池的27周年紀念六四晚會。
今晚「六四」相信不單本澳的街道上難見再有燭光集會，即便有燭光之時，各報章、媒體上亦漸少提及「六四」，相關的報道及專題更是少見。然而，這或將不是個例，許多難以言說的「敏感」題材成為一條條界線，時刻令新聞工作者思索，堅持或放棄報道可能被認為「敏感」的事件。
本地媒體仍有多少言論空間？對於政治上的「敏感」事件，尚有多少可以見報、流傳在社會上，而作為新聞工作者如何看待每日工作必需面對的抉擇——報，還是不報？對於「敏感」的界線在哪裡？
本媒分別訪問兩位資深記者蛇仔和可樂（均為化名），聽他們分享對本澳媒體生態的觀察及自身經歷。蛇仔在八九六四期間曾在澳門跟進報道「六四」事件以及在澳發生的相關行動；而可樂則是一位關注民生與政治類報道的記者。
不論理想 須由公司決定報道與否
問到已消失的六四集會是否仍有報道價值，蛇仔就指，自己曾經實踐追求的理想，或最終未能實現，只好擺在心上，畢竟人生中不是每事件都能實現。若現時在澳有與「六四」相關活動或行動發生，若自己還是一名記者，可以做就會做好報道，不會採取迴避的態度。但是，自己所隸屬的公司將做最終決定是否刊登，亦不是自己可以控制。「若上頭唔畀出就無得出，係唔係先？」
另一位記者可樂也表示，報道會受到的限制更多是來自公司。假如自己是自僱身份，當然會報道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這關乎社會上言論自由的問題。
他續稱，當然沒有新聞是不重要的，但公司不一定這樣看。公司要在澳門生存就要跟從規則，即使規則很荒謬。這個選擇權已不在自己身上，公司亦不會讓自己去報、走現場，「不可能會有公司去做這件事。」
相反，如果公司願意支援記者，提供自由度、鼓勵記者做任何事情，「那麼記者可能有很大勇氣可以做很多事情，去挑戰恐懼。但現在我觀察就是一定沒有了，100%沒有。」
以往的五一遊行是必選，且訴求多元，而爭普選亦曾是五一遊行的主要訴求。（資料相片）
本地再無集會
「敏感」程度時移勢易
「六四燭光集會」已停辦數年，街頭亦不見其他集會，蛇仔表示，在這情況下自己不會主動發掘或報道有關「六四」的新聞或專題，不會主動調查、整理或重覆去提及，然而，亦不會迴避報道。「我可以報嘅嘢，喺我年輕時已盡責完成咗，新一代記者可以有自己做法。」
可樂就指，與以往相比，彼時社會上對各種遊行、示威、集會的態度都更開放，而且這類行動全程都是合法的，即使議題相對「敏感」也只是普通的集會。作為媒體，亦只是普通地報道一個活動。但與今日相比，澳門幾乎已可以說是沒有任何集會。以「六四燭光集會」為例，在2021年已由終審法院判定六四集會違法。即使理由合理與否，它就是被禁止了，可見官方不希望這個集會再出現。「我現在看，澳門已完全沒有集會，即使是較輕鬆的問題如就業問題，都沒有。更何況是較『敏感』的事情。」
可樂又稱，現時集會權限從市政署轉移到警方手中，「就算警方說你可以搞，最後搞不搞得成都不一定，或者會受到很多阻撓。」
本地媒體迴避報道是常態
不可能日日報「正能量」
可樂指，觀察到本地媒體一直都會選擇性、迴避報道某些較「敏感」的事件，可說是一種長久以來的習慣，即使是在某些大型社會事件發生前，如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疫情之前，也已是如此。「但香港的事一定在很多方面都影響到澳門，不只是媒體。」
可樂表示，實際上得知香港的媒體情況相當惡劣，與澳門相比，對「敏感」的界線很不清晰。香港的同行在推敲這條線的時候，漸漸會連踏了線也不知道，令媒體在很多事情上都不敢做、不再做。相對而言，澳門媒體對於報道與否的線清晰一點，「起碼知道某些位不能做，而某些位是可以做。」
那麼，新聞對讀者的價值為何？如何判斷他們需要接收這些「敏感」資訊、或多報道「正能量」新聞才是正途？
可樂則稱，媒體界也需要一直反思媒體的作用——媒體會不會只是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也可以都只是複製、貼上而已，現在很難看到有媒體再做專題的新聞報道。」長久而言，對社會構成最大的影響就是，都沒有這個新聞平台的時候，當市民有事的時候去哪裡申訴？
他續稱，「如果日日都是報道『正能量』，即是沒有事發生，不會有爛尾樓、沒有交通意外、沒有失業。但是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他舉例，若今天發生交通意外，市民可能就突然發現，原來澳門的法律制度有漏洞，保障不了受害者，這些就是需要報道的事情。
「我想媒體的作用，就是當一件事發生或者未發生的時候，就阻止這件事發生，或者令那件不是那麼好的事去改進。社會不是由正能量構成的，是有很多fucked-up（糟糕）的事，九成是負面的。」可樂略帶憤概道。
去年六四晚上，噴水池一帶除了市民，旅客，還有便衣警察。
記者見證歷史
若社會選擇沈默或放下 予以尊重
問及「六四」對本地傳媒而言是已定義為「敏感」的新聞題材嗎？傳媒的討論空間或已消失？蛇仔直言，若沒有發生「六四」，當年亦不會做報道，但現時再做或不做相關報道則與「敏感」與否無關，若社會已選擇沈默或放下，自己予以尊重。
事實上，蛇仔對記者操守有一套看法，認為記者工作是為歷史作見證，相對接近事實。「如果現時整個社會都覺得不希望再停留在當年的時刻，我亦不會高呼『點解要忘記？』當整個社會沉默，如果是今天的社會，我亦不會說『點解咁沈默，唔得呀！』這是我的態度。」蛇仔如是說。
作為前輩，蛇仔表示，不希望後輩一代的記者背負前輩的理想，甚至變成包袱，寄望新一代記者真正成長，想報道什麼就以自己方法去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