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意外令阿萱負債纍纍，欲哭無淚。
5月12日，母親節，下午一場滂沱大雨令天空變了色，晝夜難分，澳門氣象局在下午4點22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大雨打在柏油路、車頂和簷篷上發出巨響，行人衣衫盡濕，手執康乃馨的人們只能瑟縮街角躲避，等雨停了回家慶祝又一個母親節。收好行囊和淚水的阿萱也在等待，等著她的是晚上飛回河內的班機，與摯愛的家人分離。
對長年飄泊在外的家傭來說，阿萱算是幸運的。七年前，好不容易盼到大兒子申請來澳門工作，熬過疫情，見證到兒子結婚、孫女出生，三代同堂生活在一起，是何其幸福又奢侈的事。即使只是睡碌架床，每月要償還債務，一家人齊齊整整已無所求。她的臉書上，盡是與可愛孫女的合照，從襁褓、剛學會走路，到托兒所入學，每一個生日、節日，生怕錯過她每一個成長的重要時刻。
阿萱與孫女被迫分離。（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去台灣打工時大仔六歲，細仔只有兩歲，比孫女還要小。實在太想念他們了！只能問人借錢買電話咭打回去。」在醫院候診期間，坐在輪椅上的阿萱說起往事，無盡唏噓。雖然之後網絡發達，手機功能強大，但昂貴的長途電話費仍然不能省，「老家那邊以前沒有網絡，還是要靠打電話，我們就約定哪一天甚麼時候打電話到鄰居家。」
阿萱六十年代末在北越的農村出生，那時越戰尚未結束。成績優異的她是當年少數有機會到河內上大學的知識青年，攻讀法律，可惜家庭經濟困境令她大二被迫輟學。自小愛做衣服的她，農忙之餘在家自立門戶，幫人做結婚禮服「奧黛」幫補家計。
越戰結束後南北統一，為解決退役軍人回鄉的就業問題，加快經濟復甦，八十年代起越南政府透過勞務輸出增加外匯收入。一九八八年，阿萱第一次坐上飛機到南韓的製衣廠打工，從熱帶南國穿越三千公里來到全然的陌生國度：「那邊冬天太冷，泡菜太辣了！不是每個越南人都能吃辣。」除了工廠流水生產線的速度競賽，她要儘快適應的還有語言關卡，「去韓國前我在越南上了英文班，誰知很少用，只要看懂成衣標籤和名牌就可以。韓文是到了那邊才學，否則你無法跟老闆溝通。」
計劃趕不上變化，適者生存，練就她的多國語言能力。「後來去台灣打工，出國前學了普通話，誰知他們多講台語。學會了中文，以為來澳門無問題了，誰知這邊是講廣東話，又要重新學。」阿萱用非常流利的國語笑著說。
「後來我學壞了！」接著她緩緩說，以前在台中農村照顧中風的阿嬤，老人白天坐在電視前打瞌睡，晚上睡不著不時要起身各種伺候，她常常一夜無眠，結果「我學壞了，從那時開始喝咖啡，實在是太累了！」逢年過節，一人要煮四十人飯菜；每天扶阿嬤起床，三年下來雙膝都被床邊撞到瘀黑。那些日子，她惟一的快樂是踩單車到市集的越南店打電話，聽到兒子的聲音。
轉眼廿年，守在電話旁的孩子如今長大成人，沒想到母子二人重聚最親近的一刻竟是她腳不能走動了，要靠兒子背下樓。
住在唐樓，阿萱每次覆診都要靠兒子背下樓。
為了供兒子讀大學、籌錢出國打工，她省吃儉用努力半生，才剛還清積壓多年的債務，原以為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儲一點錢養老，沒想到厄運驟來，像雪球般越滾越大。一切是從一個家居常見的小意外開始。
阿萱憶述，三月十八日在僱主家清潔冷氣機，期間失去平衡從膠凳上摔下來，右腳踝非常腫痛，晚上甚至無法自行回家。事發當晚，她已告知僱主腳踝受傷，但對方一直沒有任何回應。因為澳門的高醫療費，她在家自行敷藥，沒有及時求醫留下紀錄。翌日忍痛繼續上班，不幸的是第四天晚上回家時，原來已受傷酸痛無力的雙腳一踏上樓梯再度扭傷，這次她嚴重到完全無法站起來，送院後證實是右側三踝骨折，必須動手術。
「那幾天都是靠朋友開電單車送我才能上、下班，微信上有我的求助紀錄，也有人願意為我作證，但這些都沒有用，他們（勞工局）說不算工傷。」
既然這麼痛，為何不去看醫生呢？
「看醫生還是要上班啊！」阿萱無奈說：「有次發燒41.5度，醫生給了兩天病假，結果打給太太就是一頓罵。如果我真是偷懶，早上就直接不來上班了，為何要做完家務等到下午？到星期一我還未退燒也要上班。每次請病假都說要剪藍咭！」
這麼多年來，阿萱不是沒有想過轉工，但最終還是選擇留下，「那時我很快找到新工作，照顧老人家每月有五千多元，人工高五百，我在這上班連一張巴士月票也沒有。是太太求我不要走，說她以後不會再這樣了。他們家其他人對我也很好，小孩我從小帶大，人始終是有感情的。那時候我相信她會改變。」
「這次到醫院後打給她也只是不斷罵，怪我說在她家跌倒，令她惹上麻煩，半點關心也沒有，我在她家工作十二年了。」
阿萱右腳髁嚴重骨折，要用13顆鋼釘和鋼板固定。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對於這個爭議個案，阿萱兩次受傷之間的關聯性，《論盡》曾致函勞工局查詢，當局未有直接回應，只重申以下法定程序，若有需要會送交司法機關處理。至於僱主第一次沒有申報是否涉及違法，當局同樣沒有具體回覆。
根據澳門《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損害的彌補制度》「工作意外」的定義是指，在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內發生，且直接或間接造成身體侵害、機能失調或疾病，並由此而引致死亡、暫時或長期無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的意外。受傷僱員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通知僱主，僱主在知悉意外後須於指定時間內通知勞工局 （死亡或住院個案24小時內，其他意外5日內）。
儘管法例規定，僱主沒有履行工傷申報義務屬行政違法，最高可被罰款12,500澳門元（下同），但《工傷統計分析報告》顯示，過去幾年違規個案的罰款金額只有2,500元，沒有為僱員購買工作意外保險的罰金更低至1,000元。這種象徵式罰款的阻嚇力成疑，涉及的拖欠醫療費或傷亡賠償，往往要由衛生部門或「勞動債權基金」用公帑來買單。
對於移工面對的醫療困境、工傷補償制度的灰色地帶，以及違規個案的處罰是否過輕，勞工局僅表示，會持續以開放態度聽取社會意見，結合本澳實際情況進行審慎研究和分析。
躺在急診病床上，阿萱的心涼了一大半。由於害怕藍咭不知何時會被取消，擔心腳以後無法再走路，山頂醫院手術排期要等半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僱主亦不願墊支醫療費，最後她變賣了僅有的金器，兒子和媳婦向公司借糧，同鄉姐妹紛紛捐錢東湊西湊，三月底終於轉到鏡湖醫院先做右腳踝手術，左腳的傷要等回越南後才醫治。
「最後我是哭著求醫生讓我出院的，住一晚二千元，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了！」術後一個月，阿萱用拐杖才能勉強下床，上洗手間時差點再次跌倒。腳踝上一個個縫合釘留下的疤痕，骨頭要用13顆鋼釘和鋼板才能固定，雙腳疼痛難耐，一想到兒媳為自己扛下六萬多元的債務、還有以後回鄉的長期醫療開支，更令她徹夜無眠。
最終僱主給出無理解僱賠償，結束了十二年的賓主關係。「我只求她多給我幾個月時間，沒有薪水也沒關係，就給我一次機會！我之後好點可以繼續工作，不用離開澳門，離開我的家人，但沒想到一點情份也沒有」，阿萱坐在床邊摸著腳傷哀嘆連連。
年過半百，一場橫禍令阿萱一貧如洗負債累累，拖著病軀孤身一人回鄉。堅強的她不禁悲從中來，在醫院診間掩面痛哭：「我繼續留在這裡只是拖累他們，兒子和媳婦一個上日班、一個上夜班，要照顧我還要照顧小孩，我不想再難為他們了。」
後記：
回國至今約一個月，阿萱終於收到僱主轉來大約兩萬元醫療保險報銷費，只及澳門手術和住院費不到三分一，更遠遠無法跟工傷賠償的保障相比。如今她仍要面對漫長的治療，每五日坐來回四十公里車程，到最近的中醫診所換藥和診治，每次要花至少七百澳門元。
這次工傷爭議事件再次揭示外籍家傭面對的多重困境：語言隔閡、資訊不流通 （不清楚法律程序和個人權利）、醫療保障匱乏 （不敢及時求醫）、與僱主之間嚴重權力不對等（被威脅「剪藍咭」未能依法享有病假），制度不仁更令她們有口難辯。
原以為可以儲一點錢養老，阿萱沒想到回國時竟背付大筆醫療債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