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科層之下的評論權力

文：論盡媒體

網址：https://aamacau.com/?p=110324

時間：2024年04月28日 14:14

來自台灣的吳思峰則把主辦方擬訂的提綱濃縮成兩個問題：「評論的轉變」和「評論可以做什麼」。

吳思峰是台灣劇評人，關注的面向包括劇場生態與機構化、評論與媒介等等。自2009年起他也曾多次來澳擔任澳門藝術節、澳門城市藝穗節的駐節評論人，主持講座及評論寫作工作坊，亦長期參與本地劇場刊物《劇場．閱讀》的編輯及撰稿工作。

在他看來，今天的藝術科層體制，乃至生命治理，不斷挪動批評的空間，造致一種「穩定的不穩定性」，影響批評的力與勢無處伸展。「可無處也可能是無處不在。」當一切都在質變、速度都在加快，壓縮必然失真。正是在一個不再存在「外部」的藝術科層體制，乃至人間世界，「這何嘗不也同步灌溉著批評的空間？」

台灣藝評人吳思鋒。攝影：鄭冬，相片由澳門劇場文化學會提供

科層如何影響評論

在分享時，他提到現時台灣的劇場評論空間，已經和八、九十年代，主要由媒體產業（例如報章雜誌、文化刊物）與評論者（研究者、工作者）共構的型態不同，現在轉移到機構（主要為劇院及半官方新型文化組織）與策展。看起來好像更專業，評論者卻更無力。藝術環境的現代化發展會催生更繁複的藝術科層體制，比如一個機構的策展，開幕辦論壇，結束後出版畫冊，已經把評論都做完了。「評論是這個生產線流程中被設定好的一個部分，它的連結性不再由評論者決定，換句話說，評論的生產一開始就『在內部』。」

他認為，這形成一個矛盾：機構策展最終必然是支持性的，但批評可以是非支持性的。當批評被包覆在機構策展裡面，揮出去的力量就有可見的限制，因為機構很難否定自己。這種矛盾也許是造成評論者無力感的來源之一。他指出，一方面批評的另一個意義是「對權力說真話」，另一方面當代社會又像韓炳哲所說：新自由主義的權力技術採用了一種微妙的模式，它並不直接掌控個體，而是讓個體從自身出發，自己去影響自己，讓環境威力法則自發形成，還會把這種法則詮釋為自由……自由和剝削合二為一的權力技術，成了一種自我剝削的形式。「所以我們愈來愈難區分什麼是被建構的慾望，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但這樣的無力感和矛盾，正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批評。」他表示，當它過去獨立於作品、機構之外，今天卻「在內部」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是評論的契機？「因為它可以生長的空間更多了，譬如難道不能有批評性的策展嗎？難道擔任戲劇構作就不需要批評性嗎？」吳思峰指，在台灣看過印象深刻的策展及構作，其實都有這樣的特質。

「如果用『點線面』來說，這些批評性顯現的地方，都是一個一個『空間的點』，接下來需要的是將它們由點連成線的方法，當一個一個的點連成線，面就會慢慢浮現。」而數位監控時代提醒我們，線不一定要是實的，由虛線和實線所編織而成的，半透明、不方整的面，也許更具有連結的可能性。

官方引導如何影響

他又提到，2017年台灣有兩項政策影響了劇場創作與環境一部分的階段發展，以及吸引了評論的關注。一項是「文化平權」，也就是要讓不同族群，比如障礙者、老人、新住民等，都享有平等的文化參與權；另一項是「轉型正義」，這和台灣的冷戰戒嚴歷史有關。

吳思峰認為，這兩項政策分別代表兩種現象，文化平權是官方由上而下引導的「文藝大眾化」文化工程，轉型正義則是「公民性與記憶」的形塑。他指，文化平權所針對的族群，基本上都可以說是一整個社會中的相對弱勢，如果回溯台灣的小劇場發展，這些族群本來都具有一種邊緣性的身體美學潛能，可是經由這項由上而下的政策，危險卻是會將邊緣弱勢化。文化平權的展演卻用弱勢包裝了邊緣，導向廉價的情感動員、保守而溫情的美學。另一方面，轉型正義隱含的公民性與記憶，則涉及公共記憶的再建構，同樣有為了急於縫合歷史創傷而扁平歷史的危險，簡化了認知建構與歷史動態互動的複雜性。「這些影響是對創作的，也是對評論的。」他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