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讀者來論，於3月11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525研究室由吳尊傑進行訪問。）
先來介紹一下本次訪談的對象湯姆．金斯伯格（Tom Ginsburg）
他是芝大法學院的傑出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以其比較法和國際法的跨學科方法而聞名。金斯伯格教授擁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士、法律博士和博士學位，撰寫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書籍，包括獲得兩項最佳圖書獎的《民主與國際法》（2021 年）和《如何拯救憲政民主》（2018 年），與國際憲法學會最佳圖書獎得主阿齊茲·Z·胡克（Aziz Z. Huq）合著。他也對司法審查、美國憲法和司法聲譽的研究做出貢獻。金斯伯格教授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比較憲法計畫的共同負責人，在從事學術生涯之前，他曾在荷蘭海牙的伊朗——美國求償法庭擔任法律顧問。
攝於湯姆．金斯伯格的芝大法學院525室。金斯伯格教授在訪談期間告訴我，他目前正在與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和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進行聯繫，並有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前往中國訪問研究。但他指出，他比較想去從前沒去過的中國城市進行學術交流，因此我就向他推薦被譽為「東方芝加哥」的武漢（民國時期），以及「千年古都」的西安。
問題1：您指導過或正在指導過多少華人學生的法學博士論文？ 您能描述一下您與他們所經歷的師生關係的性質嗎？ 此外，您對這些學生畢業後可能為他／她們國家帶來的學術影響有何期望？
金斯伯格回應：芝加哥大學的法學博士（JSD）課程規模很小，每年只招收兩到三名學生。在我以前的學校伊利諾大學法學院，我們每年也招收類似數量的學生。因此，多年來我也大概指導了5到10名的華人留學生（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儘管我無法提供確切的數字。
在這些學生中，不乏一些脫穎而出的人。例如，現任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的林建志研究教授，他被公認為東亞公法領域中頂尖的年輕學者之一，專研比較憲法、司法政治和司法行為。同樣優秀的是，現於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的戴昕教授，其專攻法理學、法律經濟分析、法律與社會、資訊隱私法、網路科技與社會治理、比較法等。另一位中國大陸學生則是Weijia Rao（音譯為「饒瑋佳」），她在芝大攻讀LLM和JSD期間對投資法進行實證研究，目前是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的助理教授，這對JSD 畢業生來說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其他成名的學生，包括專注於美國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的任職於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許家馨研究教授和原芝大法學院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最初的學生黃丞儀，桑斯坦教授離開芝大後，我協助黃丞儀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他現在正在為轉型正義領域做出貢獻。黃丞儀目前於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任職研究教授。我最近收的一名學生，是來自台灣地區的王世安，她正從比較法角度研究司法獨立和司法積極主義；完成學業後，她可能會返回台灣或赴日本繼續研究。
綜上所述，儘管我的華人學生背景和研究興趣各異，但我對所有學生皆一視同仁。我努力向他們學習並在必要時提供協助。然而，對我而言，有效的時間管理一直是個挑戰。單就期望而言，我為他們的成就感到驕傲，並相信其畢業後將為各自地區作出貢獻。
問題2：據我所知，您與艾爾金斯（Zachary Elkins）等教授早在2005年就發起了比較憲法計畫（Comparative Constitutions Project），乃採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來深入研究比較憲法。您能否分享一下是什麼原因促使您開展這個計畫並說明它對全球學術界的影響？
金斯伯格回應：是的，這個計畫源自於我和艾爾金斯教授在伊利諾大學任教時的一次對話。我之前從比較法角度做過一些司法審查方面的工作，埃爾金斯教授對不同地方之間思想的傳播很感興趣。我們開始討論這個想法，我們的談話使我們意識到，擁有一個用於比較憲法研究的綜合資料庫將是有益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我們開始收集資料（樣本）並定義母體，也就是我們想要探索的問題類型。該項目最終擴展到集合世界上每部憲法中約600 多個問題。我們很幸運當時詹姆斯梅爾頓（James Melton）作為研究生加入我們的研究團隊。假如沒有他，這個計畫可能不會成功。我們建立了嚴格的方法來編碼資料和開發資料庫，並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開始了我們的工作。
擁有如此全面的數據庫為我們探索了一系列問題，使我們在2008年發表第一篇主要論文，參見Tom Ginsburg, Svitlana Chernykh & Zachary Elkins, “Commitment and Diffusion: How and Why National Constitutions Incorporate International Law,” 2008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201）。本質上，我們是為全球憲法學群創造一種「公共財」，以便他們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例如最近我遇到的一位在維吉尼亞大學研究的泰國博士生，他的論文就是將我們的數據應用到研究軍民關係上。
金斯伯格教授於2005年發起的「比較憲法計畫」。作為公共財的存在，多年來為全球有志於比較憲法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和數據。
我為這個計畫感到自豪，因為我相信我們推動以嚴格的定量方法來研究比較憲法的領域。惟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定量方法看似強大，但並不能回答所有問題。對於某些詢問，定性研究也是必要的。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擁有工具箱並使用最好的工具來完成研究工作。
在這個項目之前，我承認我的統計知識有限，並且沒有接受過良好的電腦科學訓練。但透過參與這個項目，我學到大部分關於統計學的知識。儘管如此，我們也須僱用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來協助程式方面的設計；但幸運的是，伊利諾大學支持像我們這樣的跨學科研究計畫。對於對定量研究感興趣但缺乏數學背景的學生，可以選修一些跟電腦和統計學有關的入門課程。我個人推薦的入門書籍，例如李．愛潑斯坦（Lee Epstein）和安德魯．D．馬丁（Andrew D. Martin）合著的〈實證法律研究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該書很好地介紹這種思考方式。另外，同儕間協作也至關重要，因為在學術界，我們經常把孤獨的學者浪漫化，但實際上許多學習和進步都來自於同儕之間的對話和互動。
圖三為李．愛潑斯坦和安德魯．D．馬丁合著的《實證法律研究概論》（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
問題3：《東亞人如何看待民主》（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一書中討論的東亞民主動態（EAS）研究，揭示了東亞國家或地區建立民主的困難和趨勢。儘管有若干進步，泰國、菲律賓和台灣等地區的許多人仍然懷念威權時代，認為它們帶來了穩定和成長。為了讓民主發揮良好作用，大多數人需要支持它，但這在不同地區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堅決拒絕威權思想，有些地方仍傾向威權思想，這可能會削弱民主。此外，人們對民主價值的信念程度也不同，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關心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考慮到這些挑戰，我們不禁要問：東亞國家或地區在實行民主後如何維持經濟成長？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經濟成長往往看起來比民主更重要，因此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是長期成功和穩定民主統治的關鍵。
金斯伯格回應：是的，我熟悉這本書的作者。事實上，我有機會在過去一次學術研討會議上見到了來自台灣大學的朱雲漢教授。該書揭示東亞經濟體在建立民主方面的困境，儘管取得顯著的進展。韓國和台灣地區等已證明經濟成長和民主可以和諧共存。尤其是韓國，作為一個民主和創新的國家而蓬勃發展。台灣地區在面臨經濟挑戰的同時，也維持了民主制度。
然而，並非所有東亞經濟體都取得類似的成功。例如菲律賓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陷入困境。 傳統地主家庭的權力集中阻礙了政治和經濟進步。儘管權力集中，民主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透過對總統權力的制衡得以維持。惟精英集中也阻礙了菲律賓的經濟成長。
已故台灣大學朱雲漢教授等合著的《東亞人如何看待民主》（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8年）。在該書的首章中，作者指出在泰國、菲律賓、台灣、日本和韓國等經歷東亞第三波民主化的經濟體，儘管在邁向民主的道路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政治動盪和揮之不去的懷念威權等挑戰依然存在。拉斯托和戴蒙德等學者強調，公眾態度在塑造民主鞏固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區域調查措施揭示了透過理解大眾的民主情緒所運用方法論上的挑戰。東亞民主化進展有限，挑戰全球趨勢，民眾對民主的理解各異，政治效能仍較低。儘管調查顯示總體上拒絕接受威權體制，但仍存在一些威權傾向，這強調需要繼續努力加強民主制度和價值觀，特別是法治方面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以實現該地區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中國則提供一個獨特的例子，歐美民主制目前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中國當前的體制仍然強大且富有彈性，故在不久的將來不太可能實現歐美民主制。然而，即使在此架構內，也有可能進行參與式和透明度的若干民主試驗。雖然這些民主價值有限，但仍可對經濟發展產生正面影響。
響應性威權主義的新加坡模式為中國未來潛在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價值。新加坡將選舉等民主要素與主導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結合起來，使政治競爭環境向對其有利的方向傾斜。隨著執政黨的支持率下降，它必須適應並繼續滿足人民的需求。新加坡模式表明，響應性威權主義可能比非響應性威權主義更可取。
在治理方面，任何制度，無論是民主制度或威權制度，都必須以人民利益為先。然而，在單一制度中，收集人們回饋的機制對於確保反應能力至關重要。中國最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面臨的挑戰凸顯其體制的局限性，特別是在資訊流動和決策過程方面。
雖然並非每個國家都需要成為歐美定義下的民主國家，但要意識到不同治理體系固有的制度挑戰至關重要。我之前在《民主與國際法》（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一書中就強調了這一點，強調民主並不是有效治理的唯一方法。
問題4：鑑於國際法在維護民主方面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胡蘿蔔加大棒」戰略如何有效應對民主倒退、地區動態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帶來的複雜挑戰？ （參見《民主與國際法》一書中題為「國際法能否拯救民主」的章節之一）
金斯伯格回應：我認為該書的討論是置於全球視角的架構內，並承認由於東亞經濟體的獨有特徵，書中有關國際法和民主的章節可能並不直接適用於東亞地區。東亞地區被描述為主要由獨立的民族國家組成，區域和國際一體化程度有限，與區域性組織發揮更重要作用的地區形成鮮明對比。然後檢視國際法中的「胡蘿蔔加大棒」策略。雖然這種方法可以激勵各國改善治理並應對民主挑戰，但由於缺乏強大的區域基礎設施，其有效性可能在東亞地區受到限制。然教授承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區域性組織已有效利用這項策略來促進更好的治理實踐。此外，強調尊重國家主權和自決的重要性，並警告不要進行旨在強加民主的外部勢力干預。相反，國際協力應著重於外交接觸、能力建構和促進區域合作以支持民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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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斯伯格教授與他最近作品《民主與國際法》（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劍橋大學出版社，2021年）的合照。該章的第三章「國際法能否拯救民主」，乃圍繞國際法捍衛民主的潛力進行多方面的討論。最初，討論的核心是國際法中民主治理的出現，以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ck）強調自決、言論自由和政治參與的三大支柱觀點為代表。儘管如此，正如《聯合國友好關係宣言》（UN Declaration on Friendly Relations）和尼加拉瓜訴美國等案例所證明的那樣，國際法在普世民主權利方面出現了相互衝突的規範，故緊張局勢也隨之出現。儘管區域民主投資帶來了樂觀情緒，但民主倒退等當代挑戰依然存在，引發人們對全球是否接受民主作為固有權利的質疑。作為民主競爭舞台的區域性組織經常面臨宏都拉斯和委內瑞拉案例研究所說明的複雜性。金斯伯格教授提出的維護民主的國際法機制，分為積極激勵（「胡蘿蔔」）和懲罰措施（「大棒」）兩類，旨在促進並維護民主，但其有效性取決於國家遵守情況和地緣政治背景等因素。本章討論最後承認國際法在影響民主結果方面的多方面作用，這取決於國內政治和國際法律架構之間的相互作用，儘管存在固有的挑戰和限制。同時，對維護民主的工具和限制的審查凸顯了複雜的動態。單邊制裁、直接干預等極端措施以及胡蘿蔔加大棒等工具的公式化說明界定了行動範圍。對宏都拉斯和委內瑞拉現實世界情景的應用凸顯了國際機制在塑造民主成果方面的作用，儘管受到集體行動的必要性和對威權政體的外部支持等挑戰的阻礙。本章結論強調有必要繼續保持警惕並採取適應性策略，以應對全球舞台上不斷變化的民主威脅，同時承認國際法、國內政治和民主價值觀之間相互作用所固有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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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斯伯格教授的芝大法學院525研究室的一個角落，我就是坐在上方這個位置正向金斯伯格教授進行專訪。
結論
在訪問中，金斯伯格教授探討了質性和量化研究方法的應用重要性，以及他與華人導生的關係和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他指出，質性和量化方法各有其優勢，並強調在研究中使用最合適的方法至關重要。他分享了他指導的華人學生的例子，指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皆取得顯著的成就，並期待他們為各自地區做出貢獻。對於比較憲法計畫的開展，金斯伯格教授談到了該計畫如何建立全面的資料庫，促進學者探索各種憲法議題。最後，他提到了國際法在維護民主方面的作用，並討論了美國的「胡蘿蔔加大棒」戰略如何應對區內民主倒退的挑戰。
作者：吳尊傑，生於澳門，後赴台升學，先後取得天主教輔仁大學管理學士（主修金融、輔修財經法律）和中央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前後旅居台灣十年。後赴美升學，現為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碩士候選人（主修銀行法暨金融法）。個人預計未來五年內的研究方向，將著重在中國金融改革、東亞經濟體發展模式的比較、經濟發展與法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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